1962年5月，一个叫杨伟名的陕西农村的大队会计写了一篇万言文章，题目是《一叶知秋——当前形势怀感》。文章在大队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联名后，被分别寄给了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以及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陕西日报》。

很快，杨伟名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他还被聘为《西北建设》通讯员和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然而，命运在猝不及防时来了一个大转弯。

当中共最高党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了解到《当前形势怀感》的主要内容后，大为恼怒，其在8月6日于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道：“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 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杨伟名等成为北戴河会议反对“单干风”、阶级斗争的典型“教材”。

杨伟名究竟写了什么内容，惹恼了毛？

《一叶知秋》主要内容

首先要知道他写作的背景是在毛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刮起“共产风”后。大跃进的结果是饿殍遍地，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至少有3500万人被饿死。深在基层的杨伟名自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以为中共中央不知道下边的情况，于是写了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文章，寄给各级领导。随着对农村问题深入思考，杨伟名意识到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才有了《一叶知秋》的出炉。

《一叶知秋》一文共分13节：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过”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繁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

在前言部分，杨伟名就坦言“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那么报的什么“忧”呢？文章说道：“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

文章指出：“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值得关注的是，杨伟名明确提出“恢复单干”，……可实行“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的办法。

杨伟名认为“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像的事”。他推断至少需要二三十年，因此“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杨伟名还把中共的政策比做“处方”，喻为“腰带”，认为处方要根据病情发展不断调整，“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他说：“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对于民主集中制，杨伟名称就是“群众意志集中上去与党的政策贯彻下来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可以“实现百分之百的民主和有效的集中”。

毛批评后形势逆转

应该说，杨伟名的文章所讲的都是事实，建议也颇有见地，从中能够看到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的影子。这也是为何文章在最初得到当地各级领导认同的原因。

然而，在毛动怒，点名批评该文后，形势发生了逆转。这是因为杨伟名提出的“单干”之说犯了毛的忌讳。1957年和1959年，中国曾有地方试行“包产到户”，结果被视为搞资本主义，遭到禁止。1960年，安徽等地又实行此法，毛仍持保留意见。到了1962年，毛开始把它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公开批判，“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几乎成了同义词。

1962年9月初，省地县社党委负责人组成四级工作组进驻七一大队，杨伟名最初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但在周围所有人都表态要走集体化道路后，他被迫写出了“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的书面检查。

10月，陕西省委得出了结论：“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政治立场错误”。

不过，在有关部门的保护下，杨伟名被免于处分，他的大队会计和调解主任的职务也没有被马上撤掉，在大队、公社乃至户县县城，他仍然是个活跃的中心人物。此后，他所涉及的话题只是小说一类的了。

文革不堪受辱  选择自杀

 据杨伟名的儿子回忆，1966年文革爆发后，时刻关注天下大事的杨伟名更加少言寡语了，甚至强迫自己不去看报纸，不去关心国家大事，“他常很长时间一个人出神。”

1967年10月，当时还是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学生的刘景华因看到《一叶知秋》，慕名前来拜访杨伟名。当晚两人一直聊到天亮。两人很快视对方为知己。在随后的几个月，他们通过书信坦诚地交流了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一些看法一针见血，如“中共中央文件，开头要印上‘毛主席已圈阅’，是毛主席大，还是中共中央大？”“一个党没有章法，这个党怎么样领导它的成员？还怎么能够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也是人，他也是农民出身。”

深为杨伟名思想折服的刘景华遂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表示自己对文革的怀疑和不满。一夜之间，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抄刘景华家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杨伟名的“反动信件”，杨伟名被定性为“杨、刘反革命集团”成员，连续几天被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学生批斗。

1968年5月，杨伟名再次被批斗，并受到暴打。期间他听到了刘景华被判死刑的传言，所以断定自己将来也不会有好的下场。5月5日，杨伟名拖着疲惫的身体冒雨从批斗会场回到家里，和儿子、女儿吃了个团圆饭。

下半夜，从杨伟名的屋里传出了呻吟声。杨新民和两个姐姐破门而入，看见父母穿着干净的衣服，口吐白沫挣扎著，屋里弥漫着刺鼻的农药气味。

可叹的是，杨伟名死后也没得安生。“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大标语出现在他的送葬队伍中。

一位在1962年曾收到《一叶知秋》的老先生，听到杨伟名自杀的消息后说：“太可惜了！”“作为一个农民，杨伟名能够提出一套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而且比较合乎实际，系统化，理论化，的确了不起。这个人值得叫更多的人知道。”

结语

文革结束后，杨伟名被中共“平反”，但中共仍称其“观点有对的方面，亦有错误的方面”。2002年7月，户县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杨伟名思想研究座谈会”，该会的《纪要》上说：“杨伟名是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农民才子，更是农民英雄……他胸怀坦荡，忧国忧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才华过人……。中共的两面嘴脸再次表露无遗。

而从其亲人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更多杨伟名的经历：幼年丧父，读了三年私塾，被拉过三年壮丁，1949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因家庭方面原因自动脱党，1953年妻子病故留下三个待哺的孩子。1957年，再次入党，几乎在同时再婚。

好在历史自有公道在。杨伟名“物资自由市场开放”的观点一度被誉为“民间顾准”。而顾准是中国“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学者，其在“反右”和文革中也饱受迫害，其妻子不堪忍受自杀，五个子女与其断绝关系。1974年底，顾准因肺癌去世。

作为先知先觉者的顾准、杨伟名们，注定不会容于“党大于一切”的中共治下的社会。他们的遭遇理应带给中国知识分子深刻的省思。

参考资料：

《杨伟名：30年前的先觉与死命》，原载《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14版

责任编辑：莆山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15/n109779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