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鲁迅，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中国人所熟知的阿Q精神就出自于他的作品。不过，很多中国人并不知晓的是，鲁迅全然没有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其不仅在作品中充满了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对暴力、仇恨的宣扬，而且在根本立场上站在苏俄和日本一边。这样的鲁迅，显然符合了中共夺取政权的需要，符合了中共毒化民众、给民众洗脑的宣传需要。鲁迅成为了被中共利用的一个知名文人，也是后来被中共抬高的原因。

好在鲁迅没有活到中共建政，因为1949年后中共党魁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自己闭嘴，要么进监狱。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所谓寿则多辱，活在中共统治下他，尽管百般小心，还是没有逃脱凄惨的结局。

与鲁迅绝交

1885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周作人，原名櫆寿，与鲁迅一样，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三味书屋接受传统国学教育。1901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在此改名为“作人”。当时他学习的轮机专业都用英文教材，因此周作人有了很好的英文基础。此后，他考取了官费生，与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在1906年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转学外国语言，曾学过希腊语、俄语和梵文等。他与鲁迅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算是对翻译的尝试。这也为他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

1911年，周作人从日本回国。先是做了4年教英文的中学老师，后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1918年出任北大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大概在1919年，周作人、周建人与鲁迅三兄弟共同买下了八道湾11号（新街口）的房子，结束了长期的寄居生活。他们还将老母亲接到北京来一同赡养。不料，1923年，周作人突然与鲁迅断绝了往来，鲁迅很快搬了出去，并将老母亲接到了新家。后来，鲁迅在去取书时，竟遭到了周作人夫妻的辱骂，周作人还拿起一个香炉砸向鲁迅，好在被别人抢下，没有闹的更大。

周作人与鲁迅间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当事人至死都没有透露，坊间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鲁迅偷看周作人日籍妻子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让周作人震怒；也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还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等等。不管是什么原因，兄弟从此成了陌路。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离世后，周作人没有前往上海，而是继续在北大上课，但脸色很不好看。

留守北平  沦为汉奸

 全面抗战于1937年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北京）。当时北大、清华等高校和众多师生南迁，周作人不顾胡适不要卷入政治漩涡的劝告，选择了留下，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并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

起初，周作人只是给留下的学生上课，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周作人的人生。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的客人求见周作人，见面后，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

枪击案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周作人正式下水，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从此，沦落为汉奸。此后从1940年开始，周作人又先后兼任伪政府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职务。

任职期间，他配合日本人对中国人进行亲日教育，去东京晋谒日本天皇；慰问日军伤员，捐款1000大洋；跟随汪精卫去“伪满洲国”叩见溥仪；在文章中一再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等。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一个有道德操守的知识分子的所为。

也因此，在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最初差点因为“卖国罪”被判死刑，在一些人的斡旋下，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改判的原因是新任校长胡适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但这样的功劳是无法改变其“汉奸”的实质的。

留在大陆初期短暂的安宁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共进行和谈。在此氛围下，政治犯被释放。周作人也在其中。被释放后，他前往上海学生尤炳圻的家暂住。

曾在北大上过周作人课的台湾人洪炎秋在《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但不知什么原因，周作人没有前往台湾，也拒绝了胡适离开大陆的建议，反而回到中共占领下的北平。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做了自我检讨，大概是想得到中共的接纳。由于中共本身亦曾与日军勾结，也曾几次卖国，所以对周作人这个汉奸的投靠并未拒绝。

中共1949年10月建政后，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欧洲古典文学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从1952年8月起，他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1957年“反右”运动中，周作人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他只好给中共领导人写信，他的稿费此后增加到每月4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不是笔小钱。

人民出版社负责与周作人联系的编辑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一文中写道：周作人翻译了不少日本古典作品，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中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这说明周作人中文和日文的造诣都很高，只可惜，人品与学品不在一个档次上。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周作人的稿费又被减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已去世。

文革凄惨境遇  申请安乐死

文革爆发前，出版社联系周作人翻译的最后一部译稿是《平家物语》，他在文革前翻译出了前七卷。

1966年2月的一天，周作人到街上购物，不小心跌倒了两次，在邻居的帮助下，才回到住所。可能是担心跌倒是高血压引起，周作人还找医生量了血压，结果正常。静养之后，依然靠撰文为生。

同年文革爆发后，出版社业务停顿，并于当年6月停发了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此时，他们所译的作品早已被斥为“大毒草”，而在上级指示下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翻译的出版社领导则被痛斥为“招降纳叛”，还被关进了“牛棚”。

《晚年的周作人》一文透露，出版社的稿酬断了后，周家上下八口人就只能靠周丰一、张菼芳夫妇微薄的工资来维持，日子过的很紧张。由于周作人不属于任何单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一次，张菼芳陪着周作人去协和医院看病，确诊为前列腺良性肿瘤。还是一位并不宽裕的好友借了他50元作医药费。

1966年8月22日，在毛的鼓动下“造反”的红卫兵们也冲进了八道湾周作人的家中，首先砸的就是其母的牌位。周母是1943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儿若子、周建人的儿子丰子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龛上。没想到，“破四旧”将这些牌位全部砸毁。

24日，红卫兵再一次来到周家，将房子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待到中午周丰一回家，红卫兵们遂将“革命的怒火”发泄到他的身上，对其一顿暴打。54岁的周丰一右腿被打坏，当时就昏死过去，直到二十多年后还有后遗症，腿经常发麻，行走不便。自然，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也跪在旁边“陪绑”。

不仅如此，红卫兵们还占据了后罩房后加盖的一大间屋子，监视周家人在外“反省”。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因支持不住，躺倒在地上。这样过了三天三夜，他们靠着老保姆悄悄送来的食物维持着。

后来下起了雨，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央求对方好歹给个安身之地。红卫兵于是让周作人睡在洗澡间，其他人待在东边的屋子里。夏末初秋，格外潮湿的澡堂里蚊子很多，曾经养尊处优的周作人被咬的体无完肤。

不久，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再次向红卫兵求情，算是在厨房的北角给周作人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睡在那里。

红卫兵还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在中学当老师的张菼芳，每天还得到学校去集中学习。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周作人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据说，当年9到10月间，他两次给派出所写过“呈文”，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文稿，“呈文”大意说，他已年过八旬，在延长生命，也只是徒增家人的负担，因此恳请公安机关，允许他服安眠药“安乐死”。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回复。

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卫兵的监视也就没那么严了。每当监视的红卫兵出去，张菼芳就将周作人搀扶到户外，呼吸些新鲜空气。天冷后，她还给周作人装上了炉子，并用旧报纸把窗缝糊严。就这样，总算将1966年的严冬对付过去。

最后的结局

1967年5月6日，似乎与往常并没有不同。早晨周作人喝了老保姆熬好的玉米面糊糊，老保姆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可是等到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菼芳赶回家后，发现周作人全身早已冰冷，应该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时年83岁。

在当时的情形下，周家人没有办法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去火化了事，骨灰盒也暂时存在那里。但按照规定，三年后必须取回，否则将被处理。三年后，周家人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各奔东西，周作人的骨灰不知去向。

周作人1964年在八十岁生日时曾作《八十自寿诗》，最后两句是“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或许周作人彼时已有预感：贪恋文字游戏的自己，终究逃不脱人生的又一劫，诚所谓寿则多辱也。

参考资料：

1、《晚年的周作人》

2、《挖历史》2014年九州出版社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4/6/n111679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