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开始，中共又发起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从而导致了三年多的大饥荒，饿死了四千多万人。甚至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曾说，大饥荒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共掠夺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后，对生产资料进行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中共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资料分别归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

中共号称“超英赶美”

1957年11月，中共又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制定任务和目标：

在钢产量方面，中共要“超英赶美”。中共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1,200万吨，1962年为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在粮食方面，中共原计划到1962年全国粮食产量为5,000亿斤，但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改为7,000亿斤。而大陆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仅有3,901亿斤，而且该年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收成最好的年份之一。

中共想在10年内，就使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

钢产量“跃进” 粮食产量大放“卫星”

为了达到目的，中共在农业方面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随后，各地亩产粮食量不断“放卫星”，本来每亩仅几百斤的产量，却被各地不断放到大数万、甚至十多万斤。

如1958年各地亩产小麦数据：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湖北谷城，亩产4,353斤；河南辉县田庄公社，亩产4,535斤；湖北谷城先锋公社，亩产4,689斤；河北安国，亩产5,103斤；河南西平，亩产7,320斤等等。

其中，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成为1958年小麦亩产最高的生产队。

1958年的早稻亩产方面：湖北应城春光公社报出亩产10,597斤，湖北麻城建国公社上报说亩产36,956斤，广东北部山区连县上报亩产60,437斤，黑龙江新立村上报天文数字：“亩产12万斤”。

以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郫县为例，当年8月26日，该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上报平均亩产水稻45,217斤的“大卫星”，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亩产量的77～88倍。

在钢铁产量方面，中共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

在农村，修建了不少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合作社收集了大量农户家的饭锅、铁器来炼钢铁，结果由于技术不合规格，炼出大量的废铁，不仅造成大量的浪费，而且严重污染了环境。

同时，由于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等燃料，所以中共号召全民采矿、采煤及伐林，农民不能下田耕作、按时收割等，导致粮食产量大减。

据统计，大陆1960年的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26%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为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56%。

从1958年冬至1959年春，大陆就有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饥荒年代是中学生。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从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当年就有人饿死了。从1959年、60年、61年，毛泽东（在经济上乱指挥导致）饿死人主要就是这三年。这三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还在搞原子弹。本来中国还可以开国库救济灾民（但也没有）。”

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

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过经10年的调查，写下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书介绍，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荷兰历史专家冯客（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介绍，大饥荒时期导致4,500万中国人死亡。

据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此前披露，当年根据赵紫阳要求，曾对大跃进死亡人数做过调查统计，结论也是4,500万。

维基百科说，由于中共封锁消息，大饥荒时期死亡人数不易精确统计，但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4,500万左右，其中仅在四川就有高达1,000万的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大饥荒是人祸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导致这场浩劫主要原因。中共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致使大片田地荒废；同时，公社化运动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无法保证；吃大锅饭又浪费了很多粮食等。

旅美作家王平今年3月曾说，1958年中国爆发大饥荒，到1962年基本结束。明明是5年大饥荒，中共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大饥荒时期，“天灾不是主要原因”，中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再一次说，过去几年的经济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另外，在大饥荒时期，中共仍然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1959年农村已出现饿死人情况，但中共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同时，在中国人民饿死的情况下，中共高官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现仅就茅台酒的消费予以说明。

《炎黄春秋》杂志曾报导，1959、1960、1961三年大饥荒时期，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

报导称，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

报导称，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人造大饥荒年代中，生产茅台酒所需要的粮食能全部生产，很大一部分是从外地调入。

另外，中国在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共还阻断饥民逃荒，加重了灾难。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9/27/n115510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