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至今有很多人还简单地认为：林彪以谄谀取宠为目的，制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而毛泽东默认和被动接受了这种迷信。这种说法有着一个潜在前提：即毛泽东老迈昏庸，听任个人崇拜；林彪曲意迎逢，发起“造神”运动。事实上这完全不合逻辑，也极大地贬低了毛林两人。

1960时期，中国政坛的一个奇异现象突兀出现了：林彪独树一帜，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明快形式，兴起大造毛泽东为“神”的运动。1960年9月至10月，在林彪主持下的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毛泽东对这个决议十分高兴，他亲自动手修改并指示印发全国各级的党、政、军、民系统。此后，林彪在军事系统中极力推行“政治挂帅”，贯彻“毛泽东思想”。他强调全军必须“学习毛泽东著作”（简称“学毛着”）。他反复地讲“现代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最顶峰”；“毛泽东著作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著作，是我们民族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他发明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等“学毛着”方式，主张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诵下来。他坚决要求“军队必须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成最重要的工作”，还独出心裁提出：为使全军官兵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的指导，《解放军报》每天要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并编撰为小册子《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或“小红书”）。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语录》在军内出版，人手一册，每日必读。毛泽东大喜，诏曰“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随即，《毛主席语录》风靡全国，国家花费巨资在一年内（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印刷1,213万册，发放给全国人民学习。林彪亲自为《毛主席语录》撰写“前言”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广大工农兵群众干部和知识份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指派军队将领们人人撰写“革命回忆录”，重点歌颂毛泽东开国建政的“丰功伟业”。他跨越军事系统，竭力推动其它领域和行业也贯彻“毛泽东思想”，他说“在内容上必须革命化，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为工农兵服务，这是坚定不移的方向，突出政治，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作全部工作的首项，这种做法很好，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林彪还首创“忆苦思甜”活动（回忆“旧社会”的穷苦、思念“新中国”的甜美），并推广到全国，对人民进行阶级教育和政治路线上的洗脑。1963年毛泽东公开号召全国全民“要向解放军学习”。

林彪是“造神”总设计师。他平时少言寡语，一旦发言，旗帜鲜明，通俗生动，极富独创性，透着一种捉摸不定的气魄。他直奔主题，不断发明出一些震撼性的语句来抬高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三言两语就能把话说到极致处，例如“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突出政治要坚定不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等等。经过毛泽东的推广，“造神”运动流行全国，逐渐形成“大势”。1963年初林彪示意沈阳军区把一个因交通事故死亡的粗通文字的士兵雷锋，树立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榜样，由官方出面向全社会推出一册充满政治说教的《雷锋日记》，以及200多张由“摄影师碰巧拍照的”雷锋生前“学毛着”和“做好事”的照片。而官方发布的雷锋身世却很怪异：他是孤儿，无父母无亲戚，也没有认识他的乡亲。那《雷锋日记》写道：“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才不会生锈。人的思想也是这样，要经常检查，才不会出毛病，在伟大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等。“雷锋榜样”实际上是一个以哄抬“毛泽东思想”为基本目标的自我奴化样板，毛泽东利用它铺平了由一党专制到一人专制的历史逆变道路。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下令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推行“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政治运动。于是当局开动全部的行政机构和宣传机器，对全国人民灌输“雷锋精神”，所有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为“学习雷锋”题了词，所有的报刊都在头版刊出“学习雷锋”的长篇通稿，文艺作品和歌曲也一哄而上，轰轰烈烈地鼓噪“学习雷锋，对人民无限忠诚，对敌人毫不留情，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微妙的是：毛、林要求人民学习的是一个盲信毛泽东、自觉奴化的榜样，亦即“一颗为政治需要的镙丝钉”，这是毛、林制造的“雷锋”原型；而“务实派”与层层党官僚则偏重提倡雷锋的“把一切交给党安排”以及为投合民间好感而褒扬雷锋热心“做好事”的形象，部分地以道德诱导代替政治造神，这是变质的“雷锋”。中国至少整整两代人的成长记忆被这种混合的“雷锋榜样”所愚弄。此后“务实派”推出“好干部焦裕禄”榜样，大力宣扬“焦裕禄”苦干实干为人民救灾解困的形象，试图平衡“雷锋榜样”的热度。毛泽东对“焦裕禄榜样”未置可否。

林彪把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高举到极端不合理的程度。他讲话：“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主席（政治水平）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接下来，林彪创造出令人惊讶的“顶峰论”，他阐述：“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真理，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纲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等等，令人眼花缭乱。林彪讲得最多的语句是：毛主席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个著名的“四个伟大”很快就风行全国，无人不晓。到了1964年，“造神”运动扩展到中国每处角落，全国各地各单位都把“突出政治”放到日常工作的首要地位。最流行的政治歌曲《东方红》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用品，这是世界音乐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歌颂某位帝王个人的音乐作品，其歌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此后，林彪又陆续发明了“天天读”、“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等名堂，并要求全国人民“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忠于毛主席”（简称“四无限”）。林彪苦心孤诣，用意深沉，他把原本附庸于共产主义之下的“毛泽东思想”杂烩，与“马列主义”分离，提升为共产宗教的巅峰，赋予超级地位，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神灵化的过程，把毛泽东竖立为共产主义的摩登圣人，造成了全社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炽热浪潮。毛泽东则极力推广林彪的做法，下令全党全国“大学解放军”，使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份量空前增高，对中共务实派形成了巨大压力。林彪的威望快速升起，毛泽东越发有恃无恐。毛泽东，一旦政治态势有利于他，其精神状况便转为昂扬充沛，观察毛在1963～1965年所作的全部诗词，可以察觉这时期毛泽东的壮志和自信也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至今有很多人还简单地认为：林彪以谄谀取宠为目的，制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而毛泽东默认和被动接受了这种迷信。这种说法有着一个潜在前提：即毛泽东老迈昏庸，听任个人崇拜；林彪曲意迎逢，发起“造神”运动。事实上这完全不合逻辑，也极大地贬低了毛林两人。众所周知，毛、林究竟是何等样人？他俩有那么浅薄吗？毛泽东意志鹰扬，精通权诈，不受蒙蔽，是个罕见霸主；林彪聪明冷静，擅长操作，惯出奇招，是个卓绝帅才。毛泽东从不愚蠢，林彪也绝非浅薄。相反，两人的个人历史表明他们都是聪明过人，平生岂有过什么听任摆布之事？足够多的事实提示：毛、林之间的关系不是极权体制常见的下级对上级的关系，“造神”也不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吹捧，毛泽东更不是被动接受。“造神”的效果是：运用极权制度的“合法”手段，确立了毛的“政治教主”地位，赋予了毛泽东言论以至高无上的同时，又赋予了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价值的超越性。由此，让毛泽东获取了代表集体意志的权力，具备了动员全国民众以实现他自己政治目标的能力。中国民众的政治信条也由以前的“跟着共产党走”越来越广泛地转变为“跟着毛主席前进”，亦即：民众对统治权威的认同从共产党手里转移到了毛泽东个人手里。这一切使得毛泽东越出了党的圈子而摇身一变为“伟大领袖”，而且默认了陷阱性的政治罪名：谁不赞成毛氏意愿，谁就是“反革命”。事实上，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其错误在党内是心照不宣的，其威望在全国下降到低谷，与此同时“务实派”的威望和党内地位在显著上升。然而到了1965年，毛泽东就摆脱了被动，赢回主动，走出低谷，登上巅峰，他个人作为“毛泽东思想”这个意识形态化身地位的确立，赋予毛的政策设计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和不可置疑性。举国上下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毫无节制的崇拜。显然，在帮助毛泽东迅速扭转局势并获得无人能及的政治权力的工程上，林彪是最关键的人物。

毛泽东自认为其政治主张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全党一致的理想追求，他高估了自己。通过“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他觉察到其实并不是那样。现在，毛的计划是借“神权”实行个人独裁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借“神权”起事的实例多见于民间乱党的发难，例如“白莲教”或“太平天国”。毛泽东之所以不采取共产党内通用的程序来排挤“务实派”，是因为他得不到多数票。多年来，刘少奇主持党政工作，辛勤经营，绝大多数的党中央成员和省市官员都对刘少奇怀有信任。更重要的是刘少奇的“务实治国”方针得到党政系统从上到下的广泛认同，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针未得认同。毛泽东自己也说：“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注：毛泽东大力强调“阶级斗争”的那次会议）开过之后，我跑（视察）了11个省，只有刘子厚（当时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滔滔不绝地讲阶级斗争问题，其他的省委书记们都不讲阶级斗争话题。”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省市级的党政领导层都已是刘少奇的势力范围，毛自己不可能通过党内程序得到多数票，因此他只能踢开党内程序、采用另类手段。而中共受限于本身的局限性，无法制约毛泽东的行为。

既往，林彪在毛泽东与党内其它领袖的斗争中，都支持了毛泽东。以林彪一贯的淡漠性格，他并无需要讨好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因“大权旁落”的危机而恼怒和担忧时，可能林彪认为确实是有人正在架空毛泽东，他因此站出来为毛泽东“造神”，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上的“勤王保驾”行为。而“造神”工程从一开始就高屋建瓴，带有深远的社会目标，无论从那个视角看它都远远越出了个体范围，也很符合毛泽东“阴谋阳发”的行事风格，所以它更像君臣串谋的一场“双簧”演出，默契已是天衣无缝。奉承是一种俗伎，需要准确地鉴貌辨色、掌握火候——吹嘘牵强就没有熨帖的效果，过分离奇则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林彪凭空拔高毛泽东，但毛泽东不仅没有困惑与反感，反而极力向全国推广“造神”运动，还把林彪包装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和最亲密战友”。两年多后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一封密信里坦承：“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书（毛着）有那样大的神通。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正是指我。”显然，事情并不简单。对比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林彪发言所表现出的大喜过望，可以大致不差地估计：毛泽东与林彪为实现某个目标已经密室勾结，形成共谋关系，两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已牢固到能够经受任何挑拨离间。

林彪“造神”，勇往直前。对于权势上升的务实派领袖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及其盘根错节的高官党羽，林彪视若无睹——他除了毛泽东之外对其他人一概不认。以林彪的智力和心机，他不会不知道这样做对自己不利。果然，不久后刘少奇在外事场合称赞罗瑞卿“是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等于提前在安排林彪“交班”。“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举荐罗瑞卿，毛泽东委以重任，让罗主管日常军务，身兼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11个职务，权倾朝野。从1961年起罗瑞卿看到刘少奇羽翼壮大，便去附势，又刻意结交贺龙。罗、贺两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事前不经林彪，事后不通知林彪，林彪也不以为意。1964年两人合伙发起“全军大练兵”运动以排挤林彪的“全军突出政治”运动。刘少奇系统倾巢喝采“大练兵”。同年林彪指出“部队工作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这实际上是对罗瑞卿的不点名批评。毛泽东予以支持，指令作为军委文件下发全军。时，贺龙以“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身份主持军事系统工作，刻意蒐罗门徒，拉拢将领，颇成气候。中共宣传部门也及时编排了“红岩”“洪湖赤卫队”“红日”等一大批非毛系的“革命史”电影和文艺作品，且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恩情比天高”，暗中抗衡着毛泽东“全功”包揽“中国革命”的说法，也蕴含了对林彪的排斥。但林彪不为所动。邓小平的女儿证实（注：邓女所述是邓小平在世时所认可的公开出版）：这时期邓小平经常和妻子在家里说林彪的坏话。陆定一之妻严慰冰甚至对林彪一家长期投寄匿名信五十多封，进行龌龊污辱和人身攻击。连游离于政治派系之外（各派系都不待见）的徐向前元帅也对林彪怀有嫉妒和不满。

毛、林合伙在制造一个覆盖整个中国的政治骗局。林彪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此前的1962年6月1日，林彪手书大字条幅，内容是古代名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神马腾空在天上，独自驰骋），张挂于自己卧室墙上，以此自勉。而叶群记录下林彪此时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结合这时期的政治背景来看，这个“假话”实际上是指“造神”，而“大事”实际上是指把毛泽东捧为至高无上的神灵，相当于“不把毛泽东抬举为神，所有进一步的事情都无法进行”。所以，林彪此言并非泛泛而语，应该有着特定针对的客体目标。如果仔细推敲，此言也透出林彪的一缕无奈，似乎他明白自己是在为了一个自视为崇高的目的而抛开了自己的良知。林彪可能并不喜欢荒唐的“大跃进”，也知道毛泽东并非什么“顶峰”，但他却不能容忍毛泽东被架空。对于林彪来说，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和自己的嫡系地位，让他没有更多的选择。

迄今，人们还是很难理解林彪在“造神”工程上表现出来的独特天才和奇异能力。毛泽东让林彪掌管军队，并不派给他具体工作。林彪对军队之外的事务大抵是不闻不问。他屡次被毛泽东拉去参加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或外国要人，但是从会谈记录上可知林彪总是不发一言。他喜欢待在家里看书、记笔记，查药方。从1960年到1964年，林彪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方面的书籍、文史资料和政治人物传记，摘录了不少古今名人语录，似乎对学习政治权谋很有兴趣。林彪从未真正崇拜过毛泽东，而毛泽东并不在意。在中国约两亿家庭都在家屋里最重要位置挂起毛泽东画像时，林彪家始终没有挂过；当周恩来、江青的住所也都“毛主席语录化”了，林彪家里还是只有儒家的座右铭条幅。林彪在自用的一本文化辞典中“个人崇拜”条目旁写道：“（毛泽东）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功为己，过为人。”此外，在林彪笔记本里还有许多记载时间不一、闪烁其词、断断续续的批注或评估，显然是针对毛泽东的。这些都说明，在所有的领导人之中，林彪最有能力看懂毛泽东，并且他深懂共产党制度运作的真相。所以，林彪“造神”，很可能是“受命于君”，合演“双簧”。不过，林彪作“托”，做得明来明去。但若予道德评判，林彪既然看懂毛泽东却又与他共谋导骗，林彪行为令人不齿。

“造神”运动经毛、林两人的联手导演，通过庞大的中共组织系统、行政机构、宣传部门和全国媒体的极力推广，已经声势全国。毛泽东权势和威望的上升，催动一些天性跳梁的高级干部投下赌注，争先恐后傍贴毛泽东，离奇捏造毛的正确伟大和全能式的神奇本领。高级将领萧华（军队总政部长），人称“中南海皮条客”，一直很积极地为中南海周末舞会提供一批批年轻貌美、可供挑选侍寝的女“文工团员”，为此事他还被彭德怀责骂过。萧华文化程度很低，居然也冥思苦想写出几十段顺口溜，不着边际地宣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指令文艺工作者们加工编凑为“长征组诗”在军内广泛宣传，后又扩编为歌舞《长征组歌》在全国各地上演。杨成武则煞有其事地提议“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柯庆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陶铸、王任重等一批高级干部也费尽心机地“抬轿子”来讨取毛的欢心。陈毅、胡乔木则投合毛的写诗爱好，不断向毛献些歪诗来“请教”，江青认为他们是在“浪费毛主席的时间，很可恶”。这些人“抬轿子”，互相攀比，暗中妒恨，而且对“造神”跟不紧的同志百般指责和诋毁，以卖弄自己“效忠毛主席”的程度。这样哗众取宠、谄上欺下的行为在当时中国从中央部门到基层单位，无处不在，是中国式的“政治腐败”具体表现。初始，周恩来尚留余地，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但他看清了风头，立即加入“造神”行列。不同于林彪以严肃阳刚的政治方式“造神”，也不同于柯庆施的露骨哄抬，周氏选择了以市井文艺方式烘托“毛太阳”。他用实干效果让毛泽东体会到他比别人更努力，这就是周恩来的阴巧伶俐。1964年6月周注意到哈尔滨歌剧院创作的一首民歌，歌词声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周将它改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使用行政手段把此歌推广到风靡全国的地步。《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由此开始了专制独裁崇拜类歌曲独霸中国音乐领域长达十几年的局面。1964年7月周恩来为抢在中共建国日（10月1日）向毛泽东“献礼”，他放下政务，指派文艺专业人员、征调三千演员排演一个专门歌颂毛泽东的大型歌舞剧。周氏亲自命名为“革命史诗”《东方红》，其意清晰显见。周不辞劳累，自任总指挥，亲自审定每个细节，包括演员服装颜色的选择，不惜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这个历时三小时的“革命史诗”演出，肉麻地把毛比作一个拯救人类的当代大救星。周氏导演的《东方红》带有鲜明的政治造势标记，使人知道了什么是伪篡历史。10月6日毛泽东率中共领导人一起观看《东方红》，10月16日毛泽东特意接见《东方红》的演员们，显示毛对周氏“杰作”是很满意的。1965年初周恩来再命中国电影制片厂把《东方红》拍成影片，让各省市当作政治任务组织人民观看，流毒全国。周氏通过文艺方式对社会氛围、特别是对年轻人思维广泛地造成影响。他的精明在于：虽然他未能入伙毛氏团队，但“他体现在文艺中对毛的贴近，使他适时地与其它中共领导人划清了政治界限。”

上述那些极力傍贴上来的“跳梁者”皆属政治投机者，只为求宠，也借机拔高自己，在为毛“抬轿”上表现得比林彪还急切，却以为毛泽东不知道他们在演戏。另一方面，这些人又非齐心同盟，彼此关系也是互相提防、背后贬低。可是，毛泽东现在需要的不是奴颜弄臣，而是冲锋陷阵的敢士。那些“跳梁者”最喜欢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来揣摩毛泽东的意向，可他们都是圈外人，看不懂“造神”是为了什么，更弄不懂毛林之间的真实关系。“吹捧”与“造神”所要蒙蔽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对此洞察无遗，而有意利用那群“跳梁者”的吹捧效应，有助于升温“造神”势头和愚弄大众。对于“造神”运动，陈云在家“养病”不大吭声，朱德敷衍少语，贺龙表面附和却私有微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不便反对“造神”，只好口头支持而少有实际行动，并以“毛主席著作不宜商品化”为由不让在书店里摆放。到了1964年，“务实派”改变策略，开始大力升温“造神”运动，他们似乎一厢情愿地希望毛泽东沉湎在个人崇拜的虚荣里，少些干涉他们对国计民生的经营。1964年2月1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以整个头版发表长篇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还在第二版开辟专栏《学习解放军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精神》，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动“造神”。不过，“务实派”的希望与白日梦的差别不大。事实将证明，“务实派”对待“造神”运动不以正面抵制、而用权宜之计，实在有如自掘坟墓。

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是以国家强制来建造的个人崇拜，也是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共同手笔。在中国，从文学艺术、戏剧歌舞、音乐电影，到学生课堂、工厂农田，无处不在使用登峰造极的手段和肉麻语言，歌颂毛氏“伟大光辉”形象。这股越来越炙热的全国盛行，在1962～1965年的三年里，就把毛泽东变为先知先觉、永远正确的神灵，把假冒共产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变成中国人顶礼膜拜的法宝。而中国人并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从一系列事实来看，此时的“毛泽东思想”已演变为一种新的激进理念了。1965年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埃德加･斯诺，中国不仅有理由搞（对毛）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表面而言，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在“强权崇拜”意识的基础上，被信息封锁和谎言宣传的结果，但形成个人崇拜的因素不止这么简单，肯定还另有原因。

与此同时，全国各级党务系统和行政系统，指令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农村农场、各类学校都必须设置“政治学习”，迫令全民“学毛着”，大搞“忆苦思甜”，以反复激发“阶级仇恨”来加强对共产党和党领袖的热爱，指导民众更大程度地歧视和欺压那些政治贱民“黑五类”。成千上万的关于“革命斗争”的东西（从政治说教、文学作品、电影、歌词、课本、儿童书画到“小人书”）也在争奇斗艳，灌输“革命化”的政治内容。这些做法导致中国民众整体素质的大幅度恶质化，稳重和理性在这个时代被斥为缺乏“革命热情”，而最为丧失人性者被誉为最有“政治觉悟”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受到洗脑煽动，他们对革命的信念和狂热越来越高，而基本良知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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