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经指出：“评价一个人的判断力，关键在于考察其资讯管道和来源的多样性。”中共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并长期严格控制着中国人的资讯获取管道和来源。

在资讯匮乏的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共对书籍的出版发行实行了严格的管控，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人们的资讯来源。例如，据统计，《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文选》和《毛泽东选集》这三套书籍的发行量就高达惊人的18亿7,244万册。这种庞大的发行量导致了一个现象：我学会识字后家中可读的第一批书籍竟然是《毛泽东选集》。

即使在资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共政府仍然强有力地控制资讯源头。他们对国内互联网访问实施严格监控，随意封禁和关闭不符合其标准的网站和软体。对外，利用“长城防火墙”封锁了Google、Twitter、Facebook、YouTube、Wikipedia、Instagram等众多国际知名网站。更进一步，中共甚至立法将使用VPN访问互联网视为违法行为。例如，广东韶关市的朱某因使用VPN遭行政处罚，被罚款1,000元；上海一男子因出售VPN软体，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并处以一万元罚金。通过这样的手段，中共成功地对民众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控制，限制了资讯的多样性，影响了人们的独立判断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和成长，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共的影响和蒙蔽。我曾深信中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只有优秀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中共党员，从而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幼时无知的我和同龄人一样，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和中国共青团。大学时期，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受辅导员推荐，并考虑到未来的职业发展，我于1996年12月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入党后，我开始积极参与中共党组织的活动。然而，不久我发现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吸纳新党员上。在新党员的介绍过程中，每个人都被赞誉得无比优秀，甚至出现了相互吹捧的情况，这让我开始感到厌恶和怀疑。

这种感觉在一起震惊的事件后更加深刻。当时，我校一名女生在教学楼后面的公共厕所中惨遭奸杀，并有传言凶手系某领导的儿子，他已经通过了精神病鉴定以使其逃脱法律的制裁。她的同班同学为了悼念她，发起了一场静坐示威活动。我和室友打算参加这个活动，表达哀悼之情，却在途中被辅导员拦下，严厉批评并禁止我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只得失望地返回。

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心里埋下了质疑的种子，逐渐让我开始思考：“中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加入这样的组织意义何在？”从此我对党组织的活动不再积极，甚至经常缺席，使我在辅导员眼中逐渐成了“坏孩子”。

1999年大学毕业后，凭借“共产党员”身份的加持，我在一所高校顺利获得了教职。那时，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开始普及，我开始利用自己的电脑专长，借助自由门软体转向VPN，成功突破了中共的“长城防火墙”，开始接触到更广泛和多元的资讯。直到今天，我依然在为一些渴望自由获取资讯的朋友们提供免费的VPN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我阅读了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史学著作向我揭示了中共为了夺取政权所采取的残酷手段，包括排除和残杀异己。这让我认识到，学校教科书和在大陆公开出版的历史书籍，只不过是帮助中共篡改历史、进行“伟光正”宣传的工具罢了。

我还阅读了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揭露了中共政府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即使仓库有大量库存粮食，甚至茅台酒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却仍然导致3,000至5,000万普通百姓饿死的惨剧（准确数字不详，因为这是中共的国家机密），这个数字超过任何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这些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的事实，曾经让我彻夜难眠，每一页都如千斤巨石，整整半年才读完这本书。

2013年，我去香港旅游时，在铜锣湾书店买到了这两本书，并购买了几套送给朋友，作为对原作者的一种补偿和尊重。后来，我还阅读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等其它历史书籍。这些被中共禁止的书籍让我逐渐认识到：中共并不是其自称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统治权力，在我眼中，它们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暴力犯罪集团。

通过阅读这些史学著作，我逐渐拨开中共编织的迷雾，认清了其罪恶的真面目，所以我决定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然而，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公开退党是有极大风险的。中共为了维护政权，对公开反对或退党行为持不宽容态度，任何公开表达与党对立的观点都会带来不利后果，如职业限制或其它形式的打压。对我来说，大学教师的职位无疑会受到威胁，所计划创办的教育培训公司也可能受挫，因为创始人的党员身份是成立此类公司的不成文前提条件。

因此，尽管我内心决定了退党，但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这一决定。在2008年读完《墓碑》后，我选择了在大纪元网站上匿名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中国少年先锋队，这一过程被简称“三退”。由于担心可能的迫害，我不敢留下任何证据，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复杂政治环境下作出的艰难决定，也是我心路历程的重要转捩点。

2009年，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创业工作上，并以工作繁忙为借口，不再参加学校党组织的活动。甚至像当年声势浩大、要求人人参加的唱红歌活动，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我也不再缴纳党费，支部书记因此找我谈话，作为我的同事和朋友，他建议我保留党员身份以利教职与事业。某次酒过三巡后他甚至豪迈地表示愿意帮我缴纳每月五毛人民币的党费。权衡利弊后，最终我选择保持沉默。

2019年，我正式从学校辞职。对于像我这样不参与活动的问题党员，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我转移党组织关系，并要求我将党员档案转交给我的公司所在地的党组织。然而，我不想再隶属于任何党组织。因此，我私下销毁了我的中共党员档案，彻底切断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

2021年，我在美国进行商务考察期间，中共突然宣布关闭教育培训机构，我的公司也因此被迫关停。这意味着我在中国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心血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异常愤怒，当时我已身在美国，一无所有的我不再对中共恐惧。因此，我于同年8月2日，通过大纪元网路平台公开、实名宣布了我的“三退”决定。

中共在得知我公开“三退”后的第二天，即中国大陆时间8月4日，迅速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同年9月21日，我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9月24日，《大纪元时报》发表了《认清中共本质愤然退党，前大学教师重见光明》一文，公开了我的故事和观点。终于，我彻底摆脱了中共的控制和影响，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过着正大光明地自由自在的生活。

（作者：James H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