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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生死的团聚—新闻主播一家人的故事
这次抓捕之前,她已经历过八次关押审问,但这次的情况更加严重。在天津宁河县一所市重点小学任教的王会娟,是中共政府抓捕的对象,抓到她的警察会有奖金犒赏。

一名警察兴奋地用步话机向“国安”喊话,“又发现一个炼法轮功的!”王会娟回忆说。转眼之间,一群警察已经上前,把乘客都赶出候车室之后,将她押送到了看守所。

火车站警察搜查王会娟的行李,发现里面有传单和DVD,这些资料告诉人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揭露喉舌媒体谎言背后的真相。警方要她说出资料是谁给的、在哪里做的。

在看守所,她奋力反抗,警察绑不住她,就抓住她的头往暖气片上撞,还抄起办公桌上的铁尺抽打她的头和脸。

“流了好多血,鼻子、嘴角都流血了,耳膜也被打穿了。我当时就想着一件事:我就是死,也不会出卖同修。”在纽约的寓所里,戴着助听器的王会娟平静地说,“我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

接下来七年,王会娟是在狱中度过的。与丈夫和年幼的女儿分离的她,承受了各种迫害,包括强制洗脑、酷刑、毒打、通宵罚站、被限制上厕所、限制洗澡……

为抗议迫害,她两次绝食,期间被野蛮灌食十多次,每一次身体都受到极大伤害;监狱还用女儿的人身安全威胁她。

“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来‘转化’你,就是要你签字声明不再修炼法轮大法”,王会娟说,“如果你不转化,他们就不会让你见家人,你会被单位开除,同事也有麻烦,警察会被罚,他们有指标。”

而如果签字转化,心理的折磨不会就此结束——你会成为转化其他修炼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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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王会娟、李扶摇和李振军在纽约皇后区的寓所合影。因修炼法轮功遭受多年残酷迫害,一家人于2014年逃离中国,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迫害出台

十年之中,王会娟和丈夫李振军多次遭强制洗脑、劳教和判刑,仅仅因为他们拒绝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以真、善、忍为指导修炼的原则。在夫妇两人开始修炼的1998年,中共国家体总曾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97.9%;到1999年,官方估计全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当时中国大陆的公园里,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大批民众集体炼功。

然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无神论,法轮功的普及引起了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妒忌与恐惧。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起了一场席卷全中国的迫害,密令以“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手段,在“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

江泽民还成立了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610办公室”,这个“法外”机构、盖世太保组织听令于江氏集团,专门指挥和实施迫害法轮功。在工厂、学校和国家机关,内部都有“国安”人员,其职责就是确保所有人和党保持一致。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对法轮功的镇压有政治企图,该组织在2000年3月的声明中写道,“绝大部分受迫害者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是和平地行使信仰、结社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被剥夺的童年

父母第一次被抓进洗脑班、劳教所时,扶摇才6岁。

“我很困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如今26岁的扶摇说,“但我知道父母是对的,他们在坚守自己的信仰。”

小女孩的意志经受着方方面面的考验。在学校,她处在老师的严管下,同学躲着她,甚至向她的课本上啐口水,几个同学将她摁在地上打她;父母不在她身边的岁月里,常伴她的只有祖母。

年过七旬的老人担心着儿子儿媳的安全,为了孙女能缴上学费,还两次带小扶摇去公安局讨要警察抄家时抄走的1万元现金,却遭到蛮横拉扯,最后被告知这钱是“法轮功活动费”,不能退。

王会娟入狱第二年,家人也曾去学校讨要她被拖欠的工资,却被告知“案子破了”(指她被抓),工资给办案警察发奖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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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王会娟、李扶摇和李振军1995年合影。 (李振军提供)

从扶摇平和的神情语气中,你感觉不出丝毫的怨恨,她说,她一直都知道父母没有犯罪,“我非常尊重他们所做、所承受的一切”。

王会娟则说,想到和女儿分离的岁月,她仍会心痛,“我被带走后,最担心的就是女儿,她太小了,怎么面对这一切?”

她回忆,一次扶摇来监狱看她,她问女儿:“你是愿意我转化、回家,还是坚持信仰、不昧良心说话?我说真话,他们就关我。”

王会娟说,“我哭了,她用手给我擦去眼泪,自己一边流泪一边说,‘妈妈,坚定正念。’”

被迫选择

第一次去北京抗议迫害时,扶摇的父亲李振军心如刀割。那是在1999年10月,靠近中南海的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呼吁“还法轮功清白”,那里也是六四屠杀的发生地。

“早上我抱着女儿,我哭了,心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李振军说。那时的他是天津市宁河区广播电视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他知道和平抗议的危险,1999年7月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投入劳教所和洗脑班,随之而来的酷刑和突然死亡,他时有耳闻。

而通过炼功,他亲身体验了法轮功的神奇。他曾患慢性乙型肝炎,1998年7月,医院告诉他根治不了。从那时起,他开始炼功学法,不到一个月,身体就变得非常强壮。

“我不出来说话,谁(为法轮功)说话?可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是想到了我可能会被杀。”
——李振军

这促使他下决心去天安门广场。“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应该获得在中国自由修炼的权利。”李振军说,“我不出来说话,谁(为法轮功)说话?可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可能会被杀。”

他几乎一走上广场就被抓了。几天后,李振军被判劳教三年,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有一名警察拿着一张纸念出对他的判决。没有罪名,没有指控,也无法上诉,只因为他修炼法轮功,等待着他的将是多年的非法监禁。

“我是个好公民,这没有任何意义。”李振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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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军在纽约曼哈顿讲述他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故事。 (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警察让其他劳教人员将他的头发剃光,强迫他换上深蓝色的劳教服。他被分配到一间小屋里的上铺,屋里挤着六张双层架子床,没有被褥,人直接睡在光板上,如果家人送来被子,就只有这条被子可盖。

“因为长时间见不到阳光,很多人都得了疥疮或皮癣”,李振军说,“到夜里,身底下会出现很多的臭虫,叮咬人后,人会痒得难受,身上会出现红疙瘩,几天也消不下去。有时睡梦中感到身下痒痒,马上坐起身来,用手在床板上一抹,就死掉好多臭虫。”

每天早上5点,劳教人员就被喊起床,准备劳动;要把被子搬到另一个屋藏起来,然后用警察发的雪白床单铺在床上,把军绿被子叠成“豆腐块”一样的形状,小心翼翼放在床铺一头,从外观上看整齐光鲜。铺好的床不能坐或躺,那是应付上面派人检查而装饰门面的。

伙食更是无法下咽。

“饭盆内的菜汤上面漂着飞虫的尸体,这是菜没洗过就倒进锅里煮的痕迹”,他说,“稀饭是兑了自来水的,几乎看不到米粒。”直到今天,李振军看到茄子或胡萝卜烧的菜还会犯怵。

劳教所每天只给五个拳头大小的馒头,经常能从馒头中看到老鼠屎。“早上的和晚上的都是黑面的,中午给的稍微白一点。”他回忆说。

两年多时间里,忍受着饥饿和折磨,李振军每周劳动七天、每天14个小时左右,在一个肮脏凌乱的屋子里为2002年世界杯缝制纪念足球,没有分文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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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被非法拘捕时,李振军在受审讯时遭受了“喷气式”酷刑,以这种姿势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后,一名警察将李踢到地板上,继续暴打他。(明慧网示意图)

他每天必须缝完四个球,这个工作量,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个球32片皮子——20片六边形的,12片五边形的,需要缝大约1,800针,每缝一针,两个胳膊都要向两侧伸展一次。日复一日接触人造革的毒素,他的手指经常感染、流血化脓,特别是手指不小心被刺破的时候。

“从早上6点至少要干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2次去厕所的时间,每次不超过5分钟”,李振军回忆说,“我算是干得快的,完不成的人会遭到殴打。”

在那里,想讨好警察的犯人经常毒打法轮功学员。李振军说,这些犯人通常是劳教所里最坏的,比如殴打他的人,就是因为私设监狱、囚禁奴役他人多年而被劳教的。

每晚9点到11点,不管奴工劳动是否结束,李振军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坐在小凳子上“学习”2个小时。“学习”就是身体必须保持坐直,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不能说话,不能动;如果彼此看一眼,马上就会招来一阵暴打。

扶摇一年中只能见爸爸两次,隔着玻璃、通过话筒对话,她会鼓励爸爸坚持下去。

“扶摇经常给我写信,说‘你必须守住原则’。”李振军说。

劳教结束后不久,他再次被抓捕,这次被判刑​​四年。

举国之灾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发言人莱维·布劳德(Levi Browde)表示,受这场迫害直接影响的中国家庭,数量难以统计。

布劳德在电子邮件中说,迫害开始的1999年,有7,000万到1亿中国人在修炼,这意味着每1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成为“国家的敌人”。

“占整个人口十三分之一的人,如果你诋毁他们、让家人反对他们,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灾难性的。”他写道。

布劳德还表示,中共政权迫使家人反目是其惯用伎俩,它通过恐惧确保对民众的控制,这种伎俩在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一再被演练和强化。

“某种程度上,迫害法轮功只是共产党钳制民众思想心灵的最新‘抽风’之举。”布劳德说。

在可以选择保全家庭时,为人父母的法轮功学员为何选择继续修炼?他解释说,“法轮功代表着他们在心灵层面真正的自己,所以你(中共)是在要求他们扼杀自己的精神。而且,即便他们‘声明放弃’,他们也不会清静。他们经常被迫和中共同流合污,去‘转化’其他人……所以这还不仅仅是放弃真正的自己。”

牢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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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李振军、李扶摇、王会娟2011年12月17日在泰山合影。(李振军提供)

王会娟获释后,一家人终于在2009年团圆;李振军在2006年11月出狱,那时扶摇已经14岁了。

王会娟无法再回学校任教,而李振军在第一次被捕时就离开了电视主持人的位置。

夫妻俩开了一家婚庆服务公司,在主持婚礼的过程中,也和接触到的人分享亲身经历,帮助他们了解这场善与恶的较量。

王会娟说,他们夫妻没再次被送回监狱,因为“有人知道我丈夫和我都是好人”,从而暗中相护。而他们决定离开中国,部分是因为担心牵连别人,同时也顾及家人的安全。

“我心里总有种担心,害怕我们一家人又一次被拆散。我们总担心警察来敲门,担心家人被抓,担心女儿被抓。”她说。

抵达自由国土

2014年,他们看到了逃离中国、到美国寻求庇护的机缘。

申办护照时,他们遇到的情形,一度让人紧张得感觉空气快凝固了。到最后的环节,他们按要求打了电子指模。“两个办事员僵在那里,面面相觑”,李振军回忆,“然后其中一人打了个电话,电话那边的人指示他们给我们发护照。”

夫妇俩于2014年7月15日抵达美国,扶摇随后也从澳洲来和他们团聚。

“当我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想到还在大陆的同修,心里还是很沉重。”
——王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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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扶摇在纽约家中打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当我们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担心、焦虑无影无踪了,内心终于平静了。”王会娟说。

“但心灵的创伤很难抹平”,她接着说,“当我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信仰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想到还在大陆的同修,心里还是很沉重。”

2016年末,一家人得知,家乡天津的20名法轮功学员在12月7日这天遭到绑架。王会娟说,她立即打电话给当地看守所,要求警察释放他们。

“我认识其中一些同修,我想尽我所能营救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受我遭过的罪。”她说。

在纽约,只要有时间,她就去热门旅游景点,向中国大陆游客发放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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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娟在纽约曼哈顿帝国大厦前举展板,帮助中国游客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今年47岁的李振军主持着大纪元一档广受欢迎的时事评论节目,同时担任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新唐人通过卫星向全球华人放送真实可靠的新闻,这个位置对他非常合适。

扶摇也追随父亲脚步,学习了播音、主持和电视制作。她也来到新唐人,现在是新闻女主播和一档传统文化节目的主持人。

“每次面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新闻报导,那些图像都让我揪心,勾起我很多痛苦的回忆。”扶摇说,“但正因为这些可怕的事情在发生,我们有责任揭露它们。”

一家人住在皇后区一间简朴的公寓里。这是幸福的一家人,彼此很亲密:王会娟帮女儿撩起掉落在眼前的发丝;李振军轻轻拉着妻子的手;他们凝望彼此的眼神,好像仍然不敢相信他们真的在一起。

而痛苦的记忆从未走远,王会娟说:“有时,想起在监狱里的经历,我知道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是活不下来的。那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是一种不一样的痛苦。”

“你不是坏人,你还想做一个更好的人,但这个政权用最野蛮、最邪恶的方式——是好人无法想像的——对待这些法轮功学员,来摧残他们的心灵,试图摧毁你做人的底线,不是从身体上,而是从心理上让你发疯,让你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估计,每三天就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死亡——这还只是有姓名可查的可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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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2019年5月16日,王会娟、李扶摇和李振军在庆祝法轮大法洪传27周年曼哈顿大游行中。(大纪元)

附:李振军王会娟夫妇受中共迫害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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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5/14/n11258922.htm)

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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