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万余名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旁边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中共当局给予一个合法的自由炼功环境，史称“四·二五大上访”。
“四·二五”前因
法轮功自一九九二年传出后，以其祛病健身的奇效和对道德的迅速提升，在民众中间口耳相传，短短数年，吸引了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修炼人群的迅速扩大，引起一直严格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共当局的注意。
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中共中宣部开始在党媒公开诋毁法轮功；同年七月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
一九九七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進行调查，网罗罪证欲诬陷法轮功为×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
一九九八年五月底，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中批判法轮功如何有害，之后，北京电视台在播放对法轮功一炼功点的采访时，点名法轮功是“封建迷信”。
接下来的几日中，一些学员依据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导），写信或直接访问电视台，用亲身经历说明实际情况。
事后，北京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并很快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地炼功，还有其他人士一同晨炼的正面节目作为更正。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对法轮功做出正面的评价，并向江泽民当局提交报告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诬名化、抹黑的失败，江泽民集团的黑手越伸越长。公安部颁布文件，要求调查法轮功，引发了全国许多地区基层公安部门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取缔法轮功炼功点、强行驱散炼功群众等恶性事件。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文章，以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段，恶毒攻击、陷害、诬蔑法轮功。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
四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警察抓捕四十五人。当法轮功学员去天津市政府反映情况、请求放人时，却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
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四月二十五日 万人上访国务院信访办
随着天津使用暴力抓人以及北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消息在全国传开，从四月二十四日晚开始，法轮功学员怀着对政府的信任和期待，纷纷自发前往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寻求“天津事件”得以公正解决。
法轮功学员须寅（二零一零年在华盛顿集会）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年轻的副教授须寅，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在中南海附近整整呆了十三个小时，他的所见所闻成为了历史见证的一部份。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离市中心的国务院信访办很远，骑车太远，须寅决定一大早坐早班车去。天气预报是个阴天，好象还要下雨。须寅是一个人去的。
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时称：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大上访是有组织的，须寅听后，觉的这根本不值一驳，他自己就是义务辅导员，如果要组织人去，那应该是他组织，但是他是独自一个人去的。至于清华大学去了多少人，他当天都不知道，还是事后去炼功点时大家谈起来才知道的。当时清华一共有九个炼功点，四百多人炼功，只有四十多人去上访，如果是组织的，怎么会这么少的人去呢？
另外，当时北京炼功人已多达几十万，再加上天津、河北等附近地区，炼功人就更要比北京多出几倍，如果真的是组织的，那去的人一定不止一万人，很可能是十万，几十万。
由于信访办地址并无确切的公开信息，和须寅一样，有许多法轮功学员都在找信访办的地点。一件让法轮功学员惊讶不解的事情发生了，警察打开府右街北口的警戒线，指挥着正在等待的学员们走進了府右街，要知道，府右街的中部就是中南海的西门，这等于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引向了中南海西门。中南海西门的街对面就是通往信访办的胡同的入口。
事后法轮功学员才知道，当警察把法轮功学员从府右街北口向南，引领到中南海西门前的时候，另一些警察也把另外一些学员从府右街的南口向北，引领到中南海西门。就这样，这两个队伍在警察的引领下，在中南海西门前相遇。而另外一些法轮功学员则从府右街的北口被警察带领着往东进入文津街，就是中南海北边的大街。这样，中南海的西边和北边都站了很多法轮功学员。
警察引导学员形成一个包围中南海的阵势，其实是一个圈套，为日后诬蔑法轮功为“围攻中南海”做好了准备。中共日后的媒体说是“围攻”，其实当时大部份学员都在中南海的西、北面，南边和东边都没有人，行人都出入自由，没对政府工作造成任何影响，根本就谈不上包围，所谓“围攻”根本无从谈起。
上访学员当时并未察觉事有蹊跷，他们始终努力配合警察的调度指挥。而最终围聚中南海的情势实为公安部门诱导调度所至。
三位学员毛遂自荐進入中南海
四月二十五日早八点十五分左右，前中国总理一行人从国务院正门（西门）出来走过马路来到上访学员的面前。
法轮功学员石采东在二零一九年纽约纪念“四。二五”集会上回顾了当年上访的情形
法轮功学员石采东，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回忆了那天前中国总理带他走進中南海的经过：某某某（前中国总理）大概已经得知法轮功学员上访，大声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站在他面前的学员不少是从农村来的，大多没有吱声。
“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 前中国总理接着说。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人群中有学员回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進去谈。” 前中国总理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前中国总理让选代表進去反映情况。但是大家都是自觉来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认识，也从没有想过要选代表。因为平时炼功就是自觉自愿的，想炼就一起炼，没时间就忙自己的事，从来没人登记，也没查过人数，更不用说选代表。
他又问：“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
这时石采东已到了距离前中国总理不过两米的地方。“某总理，我可以去。”石采东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
“还有谁？”前中国总理问道。
“我！”“我！”“还有我！”……这时大家纷纷举手。学员们个个都想進去反映情况。三个现场毛遂自荐的学员進了中南海。
警察的变化
在中南海内，政府信访办官员，与法轮功学员一一交流、会谈时，在中南海外，在起初阶段气氛颇为紧张。
四位当年亲历四二五的学员（从左到右）：沈淑英、张玉敏、张桂珍、葛仲莱
法轮功学员张玉敏，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仍记得，“四·二五”那天，跟同修六点多到了府右街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员也都到了，同时也来了很多警察每两米一个面对着学员站着，个个横眉冷对的，如临大敌似的。那么多人的场面非常的安静，年轻的学员主动站前面，让年纪大的在后面坐下来。看着这么平和的场景，警察们也慢慢放松下来了，也开始跟学员聊起来了。慢慢他们也开始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了。后来有人来发瓶装水给值班警察，一位警察就拿着瓶装水过来给学员们说：“你们也喝点水吧，喝吧。”学员们都谢谢他说：“谢谢了，不用了，我们带有水。”
不停有人录像
在四月二十五日当天，公安武警的录像车不断在府右街上出现，不停地录像拍照。公安和武警是公开录拍，还有很多便衣偷偷录拍。有些便衣还到法轮功学员队伍中，只要见有人说什么，就凑上去听。
法轮功学员卞建武在二零一八年多伦多纪念“四·二五”大会发言
亲历当年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卞建武说：“整个一个白天的时间，我们等待着，没有一声口号，没有任何一点不文明行为和妨碍交通，更没有任何的肢体冲突。”“我们知道，共产党是讲究秋后算账的，但我们的同修们，没有一个人在他们录像、照相过程中转过或低下头。仅举一例。我们小组的一个同修，是个三十几岁的军人，个子不高，敦实稳重的武警消防兵，站在第一排，摄像机一次又一次的从他脸上扫过，他都没有一点点的惧色，再后来，他们部队的领导不知为何出现在了我们对面，他依然面无惧色站在那里，毫无动摇。我们都知道，军队里的宽容度更低。和平请愿发生在‘七·二零’迫害之前，可以说这个小伙子是我们炼功点最早被隔离审查、开除军籍而遭受迫害的同修。”
“我自己刚好有两个同学夫妻出街看到我，还说了几句话，我也站在第一排。同学完全不能理解我们在干什么。请愿吧，没有一点火药味，特别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人敢一起到中南海门口来上访。他们没想到六四事件之后，还有这么多人敢于对共产党直陈胸臆，这种勇敢，这种正直和坚强，坦坦荡荡的请愿让全世界都大为震惊。”
民众的担忧
亲历者法轮功学员葛仲莱说：“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有不少路人过来跟我们说，都知道你们是好人，你们都回去吧，不要在这冒险了，共产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中南海里面都出动军队了。他们在团城那边都布满军车了。”看到人们都在担忧法轮功学员的安危，葛仲莱就和一位同修到周围走了一圈回来，“回来后我就劝我太太先回家，我留下来就可以了。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些军车，上面还盖着篷布。但我太太说要坚持到大家都撤退。”葛仲来说，“后来还是不断的有民众过来劝我们回家，看来民众都知道中共的邪恶。”
二十五日下午傍晚前，武警部队的指挥车车队一遍遍地在府右街侦察（在此之前，武警在府右街只出过录像车），显然，中共已着手计划实施镇压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是法轮功学员表现出的正和善使中共预谋的一场暴力流血事件解体。
警察：这就是德！
到晚上八点多，政府官员轮流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天津市的负责人。傍晚时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走后地上干干净净的。
一个当时现场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江泽民密件推翻上访结论 决定镇压
四月二十五日当夜，江泽民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模仿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决定全面镇压法轮功。在这封信中，江泽民提到了镇压的两个理由：一、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二、法轮功信仰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不一致。
这封信随后被中办作为通知印发，并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七年后，这封信被收录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公开出版发行，并加上标题《一个新的信号》，成为江泽民以个人独裁方式主导镇压法轮功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一次被国际社会称为和平、理性的民间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就这样被肆意抹黑为“围攻中南海”。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江泽民成立了“六一零办公室”，开始调动一切权力和社会资源镇压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晚，江泽民一意孤行，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中共高层会议上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取缔法轮功。
七月二十日，全国展开逮捕法轮功学员。至此开始，法轮功学员在遭受各种谎言污蔑、诽谤的同时，被中共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致死。
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下走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和平理性反迫害历程。
（大纪元：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20/4/21/亲历者的见证-“四·二五”的那一天（图）-4041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