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告诉未来(11)：慈悲与威严

旁白：这是2012年的4月29日，为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二十周年，而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举行的大型排字排图活动。七千多名学员从全台各地赶来，用这种方式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蔡孝穗 教师：今天来到这边，觉得非常庄严也非常的神圣。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江连泉 台北捷运技术员：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师父的生日，那我们今天是带着非常快乐的心情。

Daniel Cameron 丹尼•卡麦隆 学生：我今天来到自由广场，为了排字，很高兴今天能够当整体的一份子。今天我（穿）红色的。

曾尚仁 学生：（学法轮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不跟人家吵架

李月霞 退休老人：79岁的时候，脚都很难走啦，脚很不好啦，炼法轮功以后哦， 走得很好。

吴柏萱 工程师：觉得自己蛮幸运的，因为之前，得法之前，大概，我自己知道，个性比较冲动，口气也比较不好，得法以后我才能够跟我太太一路走到现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而且因为我脾气有改善所以后来她才决定嫁给我。

旁白：法轮功传入台湾是从一九九五年四月开始的。起初，知道这个功法的人还不多。 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后，污蔑大法的造谣宣传铺天盖地，遍及海内外。不少台湾民众从这个意想不到的渠道得知了法轮功。

刘文格 电信公司员工：记得1999年在电视机前看到一则新闻，是来自于中共报导一则，关于国内的一个修炼团体被中共禁止了。当时，我觉得我脑中出现了一个想法，中共的人权本来就是一个人权恶棍，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政权，他有什么样的资格可以把一个修炼团体列为不好的宗教。当时我的想法是觉得，中共说不好的，或许是非常好的呢。

张锦华 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系教授：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想以我作为一个新闻学者的判断，我们长期都知道，中共的媒体就是喉舌媒体，中共出来的这些消息，他要打压什么团体，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就是所有的民间的，想要想要自由表达的，自由信仰的，它都会打压，所以呢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中共打压是因为这些团体做了什么坏事，所以反而很好奇说，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功法。

旁白：为了查明法轮功是否如中共喉舌媒体所说，台湾当局决定展开调查。台北市政府发布公文，指令各派出所的警察到社区了解法轮功。内湖区派出所的张永祥也是参与调查的警员之一。

张永祥 警察：我拿到公文，我就去我的辖区里面刚好有一个里长。里长跟他太太，跟他女儿，他们都有修炼法轮功，然后他们就给我很多资料啊，然后送我一本《转法轮》。看了以后觉得法轮功并不像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所说的那一回事，其实法轮功是一种佛家的修炼法门。那当时我是一边抽烟一边在看，当看到这个第七讲，李洪志师父在讲抽烟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觉得烟怎么很难抽啊。然后我想说，那应该是那个烟坏掉了。然后又开一包新的，然后又说，哇，更难抽。然后我就想到，欸，刚才那个录影带好像讲什么抽烟怎么样啊。然后我就把它倒带，然后再看一次，然后就看到李洪志师父就说，你再抽吧，你再抽不是滋味啊。然后我就想说，欸，怎么师父好像在讲我啊？然后我就从那次以后就没有再抽烟。


旁白：张永祥完成了上级交代的调查工作，自己也走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像张永祥一样，千千万万的台湾民众因为中共的镇压了解了法轮功，并开始了修炼。全台湾三百多个乡镇市区，共有九百多个炼功学法点。到2012年的时候，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达到数十万，修炼者涵盖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军警、士农工商等各阶层。

张锦华教授：炼法轮功之后，其实真的是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当时因为当教授，其实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其实弄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学炼功法之后，那之前的那种紧张，压力，所造成的这些，包括这个失眠啊，然后胃痛啦，以及身体上大大小小的毛病，就不知不觉间好像都好了。我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就看不太出来这样。然后我每次只要一开会，他们就会说，大家表面上就会看到，就说，唉，锦华教授，你怎么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了哦？

李正雄上校 军事检察长（退休）：我叫李正雄，我今年52岁，在军旅服务了大概28年的时间。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得了B型肝炎。修炼以后呢，我去买保险，然后，这个，保险说你有，好像B型肝炎吧。你要去做健康检查，才能够保险，那检查完之后那个卖保险就出来问我说，有人想问一下就说，你怎么样把b型肝炎治好的？B型肝炎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哦，B型肝炎因为炼功之后不药而愈了。基本上这个当时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可以把这个B型肝炎治好。

旁白：在同文同种的台湾，法轮大法福泽千千万万的百姓。可是在中国大陆，中共当局用暴力和谎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的迫害，从最高学府到一般百姓，谁也逃不过黑云压顶般的厄运。

须寅 清华大学副教授：99年以后学校就开始封杀法轮功了，就不许炼功，不许到外面炼功，然后警察包括保卫处的都来找我。因为当时心里很难受啊，从表面上看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教师，也是兢兢业业为学校工作的，大一点说是为社会好好教书的。怎么会弄到警察找上门的份儿上呢？我说我在清华，那么多年了，领导都没批评过我，我在当学生的时候，那个导师跟我相处，导师骂学生，批评学生很正常，导师都没有说过一句重话。做好人学真善忍，就做到警察找上门而来了，我这心里很不平衡，后来那就更不像话了。就像我们家门口每到敏感日期都有人站岗，不是警察也是便衣警察或者是居委会的，这些人都在那儿站岗。都守着你，看你什么时候出去，给你做记录，类似这种事情。

黄奎 清华大学学生： 2000年6月呢，在清华小树林炼功点我们又开始恢复集体炼功，集体炼功就早上六点的时候我们出来，摆一个小录音机在那儿放炼功音乐，最多的时候可能有十多个学院走出来炼功。当时呢，很多行人在那观看。当然特务也看到了。然后他们马上报告，然后派出所警察就过来了。先让我们待在那儿，然后他趁机打电话，叫了两车的那种地痞无赖那样的人。我们都不上车嘛，就开始打。他们打一个女学员，我就高声喊不许打人，一个小警察过来，砰，对着我的太阳穴就砸了一拳。

旁白：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之一。镇压一开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负责人李岚清就在这里蹲点，以高额科研经费为诱惑，以罢免官职为胁迫，迫使清华大学高层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教授，教职员工和校友中，至少6人被迫害致死，1人被迫害成植物人，至少80位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遭受强制洗脑、酷刑、劳教，和非法判刑，最高刑期达十三年之久。

旁白：对真善忍的迫害，从上至下，从下而上同时在全国展开。中共以举国之力，打击社会各阶层修炼法轮功的民众，用暴力和谎言逼迫老百姓放弃道德和良心。这样的暴行，对中华民族的打击是巨大的，不少善良的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

旁白：武汉的彭惟圣和李莹秀一家五口都修炼法轮功。这是一户普通的人家，父母靠修自行车维持生活，哥哥彭亮摆摊雕刻为生，弟弟彭敏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家里最小的是妹妹彭燕。虽然经济不宽裕，但一家人和和美美，过着平静的生活。迫害开始后，彭敏因进京上访，被抓到武昌青菱看守所，2001年1月9日，他被打得脊椎粉碎性骨折，全身瘫痪，三个月后去世；在彭敏被强行火化的当天，他的母亲和哥哥就被送到洗脑班强行转化，一个月不到，母亲李莹秀也被警察毒打致死。他的父亲彭惟圣在被劳教、关洗脑班多次后，精神失常；哥哥彭亮和妹妹彭燕也被多次投入监狱和劳教所。

旁白：北京昌平区的陈淑兰，娘家六口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从2001年起，她的父亲陈运川、母亲王连荣、两个弟弟陈爱忠、陈爱立和妹妹陈洪平先后被迫害致死。陈淑兰本人曾被非法判刑七年半，出狱后再次被抓，二零一三年又被判刑四年，身体被折磨的胸椎和腰椎多处骨折，导致重度伤残。

旁白：2005年8月，从中国国内传出了这样一个录像。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36岁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因被沈阳龙山教养院警察连续电击面部近7小时，导致严重毁容。到了晚上9点，狱警还要接着电击。为了求生，高蓉蓉从施暴现场 – 狱警的二楼办公室窗户跳下，结果骨盆两处断裂，左腿严重骨折，右脚跟骨裂。事件发生后，龙山教养院一直没有通知她的家属，直到七天之后家属接见的时候才得知这一消息。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高蓉蓉从公安医院被转送到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五楼骨二科。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拍下的镜头。

高蓉蓉 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今天是2004年5月25号，我现在身受重伤，在沈阳第一医科大学骨科二病房。现在门外有4个警察在看着我。

高蓉蓉：我的家属在这件事上，每个人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其实我们在那里的学员，每个家庭，每个学员都是在被迫害之中。承受了非人的待遇。包括不准互相说话，包括“包夹”，包括不允许正常接见，包括高强度的劳动，包括50多岁的老人每天坐在小板凳上，手在不停地干活，不管身体状况如何。这些都是非人的待遇。整个对法轮功是，这些做好人，修真善忍，这些善良的人却没有一丁点良知。这么残酷的折磨、伤害。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我希望我能获得自由，我希望江泽民一手掀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能够得到全世界善良人们的重视。

旁白：2004年10月5日。高蓉蓉在正义人士的帮助下摆脱了警察的日夜监视，离开了医院。中共“610”头目罗干恼羞成怒，参与营救的人被绑架并被施以酷刑。2005年3月6日，无法站立的高蓉蓉再遭绑架，被投入马三家劳教所，三个月之后，被迫害致死。

高莉莉 高蓉蓉的姐姐：这个录音是我，跟我父母，我妹妹高蓉蓉被迫害致死以后，去辽宁省检察院，然后他们给我们的答复。

辽宁省检察院监所检查处副处长林沂：这人是不是法轮功被当时……

高莉莉：对啊，我妹妹就是啊……

林沂：所以她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人员的案子，它就由610办公室来牵头搞，明白我的意思不？

高莉莉：我跟你说……

林沂：所以你这案子呢，最后现在你还得找它。它这个组织，我跟你讲，挺庞大。

高莉莉：610算个什么的单位？它就是除了镇压法轮功……

林沂：我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单位。但是它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成立的这么一个单位。这明确了吧？

高莉莉：但是我跟你说一句……

林沂：别跟我说但是啊，610办公室抓去了，但是检察院他的工作，也要，受人家那个时候 610的指挥。

辽宁省检察院监所检查处处长秦春植：这个事情，你妹妹的事情呢，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了。嗯，而且省610办公室呢，省委省政法委书记亲自过问，而且直接交给沈阳市610办公室查办。你现在叫我一个省院的一个处长过问省党委的事情，有那么过问的吗？

高莉莉：不是，是这样……

秦春植：我跟你说清楚！省委领导已经明确我们，因为我们和这个案子，不让我们干预这个案子！

高莉莉：可是610主任说让我们找检察院啊！

秦春植：行不行，我就答复到这啊！

高莉莉：不，市610那个宋主任……

高莉莉：“我们接触的政府部门也好啊，检察院也好，司法呀，就是这些人员吧，包括鲁美的院长啊，哎呀，我真都觉得这些人就是被中共这个，庞大的这种，迫害机制搅进去啊，就编了一个很大的网，然后呢就把他们裹挟在其中，就让他们这些人参与迫害。被中共裹挟进去以后，我真都感觉，这人这个，良心啊，是良知，这道德真都急剧地往下滑。中共它就是，毁灭人。就是让人在昧著良心，没有道德底线，跟它参与这个迫害。”

夏一阳 中国问题专家：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为什么要建立一个610的系统，610办公室系统，就是因为当时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运用于法轮功，那么就，当时的党魁江泽民就决定用一个政治运动的方式来代替法律制裁，因为法律没法制裁，所以他就启动了一个政治运动。这个机构呢就跟这个文革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性质差不多，但是呢实际上还有一点区别，就中央文革小组呢，那时候实际上中国自己本来就没有法律，他就是一场政治运动，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这个政治运动的领导。而在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法律系统，而且确实是想向法治方向努力的，所以610办公室这个系统呢，他是完完整整的把中国刚刚建起的这个法律系统给彻底的破坏了。

从99年7月，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以来，所有的单位，学校，街道，乃至家庭都被要求参与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思想，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610办公室订立极高的转化率要求，达不到要求就会集体受惩罚。单位和学校把不愿意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送进劳教所、洗脑班，通过酷刑和强制洗脑手段来完成转化率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共利用心理学研究，寻找更具欺骗性的手段，来控制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迷惑他们的理智、以动摇和摧毁他们的信仰。

张亦洁 原中国对外经贸部官员：劳教所的所有的管班，就是从大队长到一般的干警，他们所有的人都经过心理学的培训。就是整个从早晨起来，一直到，到夜里，我所有的行为、情绪、状态，他们就是，就都要，详细的记录。所以他什么时候，给你好脸，什么时候，那个就是说，拿你家庭、拿你孩子来打击你，然后什么时候呢拿肉体酷刑折磨你，它都把握了。然后就开始对你进行，就是一天多少个小时的就，全方位的，就是让你的思想处于在他们的那种操控下，然后就强制的，强力的压进一种，他们的那种观念，就是让你心里造成一种错觉，造成一种错乱。

肉体上的酷刑，精神上的操纵和高压，经济上的掠夺，以及胁迫学员家庭施加压力甚至提出离婚来威胁，中共的唯一目地就是要从法轮功学员的心里把真善忍抹去，它把这称之为“转化”。对于那些被迫在高压下“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有一整套的手段来扭曲他们的心灵。他们会逼迫被迫“转化”的人在所有人面前公开声明和法轮功决裂，咒骂曾给他带来身体健康和心灵回升的师父，并全程录像存档；他们会逼迫他们骂人打人，不骂不打就不是真“转化”。

贾亚辉 原《辽沈晚报》商业部副主任：被抓到那里去之后呢，警察呢，拿着电棍，拿着手铐，是吧？天天上刑给你转化，转化什么呀？这个信仰已经深到骨髓当中，深到血液当中了，你让我转化，转化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面对警察的时候也问转化我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呢，当时看到这一场场一幕幕就被迫害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到底谁正谁邪？师父传我们这部法的时候没有要求任何人你们必须学，不学这个不行。但是警察，你把我们抓进来，拿着手铐、电棍强迫我们来写这些东西，强迫我们转化，这是什么人能做的出来的？

张亦洁：其实大家谁都知道，这种转化，实际上你转了以后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就是生不如死的那样一种折磨……所以有的学员就在这种情况下，就精神错乱了。就被逼疯了。因为她，她明白的那一面她知道，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她灵魂中最宝贵的东西已经被活生生的揭走了。

这种大面积的，不惜穷尽所有手段，以灭绝人的精神为目地的政治运动，从古到今都没有过。对于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除了采用酷刑和心理残害，中共还强灌或者强制注射损害神经系统的药物，或把学员送入精神病院加以残害。2000年的五月二十三日，32岁的山东淄博电脑工程师苏刚，被警方拖进一家精神病院。医生每天两次给他注射大量长效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八天后出院时，苏刚已无法正常饮食，他目光呆滞，表情麻木，肢体僵直，十天之后，这个原本健康的年轻人就因心脏衰竭而死亡。

桑妮·卢 临床精神科医师：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呢，他在医院里面，就是，被强迫用的药是抗精神病的药物。包括什么氯丙嗪啊，冬眠一号啊，冬眠灵啊，什么舒比利等等，这些全是抗精神分裂症的这种药物。它的那个作用机理呢，就是，阻断很多在神经系统里面很多的神经介质的传导。对于精神病人来讲，就是有一些治疗的效果，但是同时他也有副作用。那最严重的一种副作用或者是毒性吧，是叫，抗精神病药物的恶性症状群，它的那个表现呢，就是肌肉的僵直，高血压，心跳加快，高烧，而且还有意识的丧失，还有一 些血液上的变化。要是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它造成的死亡率可以高达20-30%，假如说同时用注射的长效的抗精神病药物的话，死亡率还会增加。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讲，他们是心身正常的人，不是病人，所以他们所受到的这种强迫的超高剂量的这种治疗，都是一种惩罚性的，而且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很多致死的案例。

章天亮 飞天大学副教授：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看过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报导，当时有两个人给我的印像是很深的，一个是梅西百货的创始人斯特劳斯。我们知道当时它撞上冰山之后，他就拒绝上救生艇，他那么有钱是吧。然后还有一个人叫作亚斯特上校，这个人当时也是世界上的首富之一，他当时那个钱可以造11艘“泰坦尼克号”。但是他们都选择了和这个船一起沉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我们要像一个绅士一样。他宁可把那些三等舱的一些妇女和小孩送到救生艇上，但是他们自己却拒绝上救生艇。虽然说他们⋯⋯我们可能会想，如果他们活着的话能给这个世界创造多少财富，但是其实财富的创造是永远没有止境的，重要是当他们决定牺牲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一种精神。其实每一个民族，它能够延续都是靠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它不是靠简简单单的一个物质的发达。当年的古希腊也很发达，古代的巴比伦也很发达，亚特兰提斯文明等等也很发达，但是那些文明都覆灭了，就是因为人的道德败坏了。对真善忍的信仰，他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中的精髓。所以这样的话呢当我们能够回归这样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重建这个民族。而共产党毁灭这个文化它实际上是在做中华民族的一个灭绝运动。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不光要看到表面上的暴力，就是对人的这种折磨和屠杀，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看到背后它对民族一个长远生存的这种影响。

中共建政以来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不仅让八千万民众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更是在中国人心中植下了深深的恐惧。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中共要镇压谁都可以轻松办到。而这一次，中共要灭绝的是人们渴望返本归真的善性，要镇压的是放弃世间执著的修炼人。在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苦难中，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让很多修炼人生出超越常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且让周围的人亲身见证了大法的慈悲与威严。

李建辉 企业家：从我自己个人来讲，我总觉得，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让世人也知道，大法的美好，大法是被中共迫害的，可是在监狱里面他又，他不允许我们跟犯人说话，都有人就是紧跟着我的，看着的，那是绝对不允许你说话的。那我又怎么去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我自己的行为，用我自己的那种在大法中修成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给他们看。就像这种干活一件事情，你在那干不断的干，你也不觉得累，你也……就是没有那种怨，也没有那种恨，啥都没有，就是很祥和的就这么干活，可是犯人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们私底下他们就去传，他们就去说。 …… 所以以至于有时候我在跟犯人面对面，就是对面而走的时候，他们见到我的时候，他们都对我都微笑，都跟我打招呼，都点个头，“李叔好”，都这样，每一个都这么客客气气。就在我们那个严管大队，那时候我们那个大队长，姓江，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我经常在你身边转来转去，就想对你下手，狠狠的弄你一次，但是每到你身边转来转去的时候，他说，我就下不了手，因为你太善了，我没法下手。那他这么讲其实，也同样的证实了大法，证实了师父讲的前面讲的法，就是善，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能够解体邪恶，钢铁都能够熔化。

贾亚辉：我记得一次呢就是有个叫刘世琴的老阿姨，就被警察拽出去了，拽出去了然后打，用鞋底抽的，抽得这个脸，整个人就变形了，当时我们知道说，拖出去的这个人呢是她，回来之后呢就知道是这个人，但是从外在上一点也认不出来这个老人家了。就是人神共愤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呢就是不吃饭，不吃饭呢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语言能来……不让说话的，互相之间呢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小动作，就把手放在嘴上，然后抿一下，一个传一个的话这个就传下去了，这个就是不吃饭，大家都懂了。就维持了三天的时间，大家不吃。其实那个时候营养已经很缺乏了，一顿饭不吃就有点……就是一天下来的时候人就有点要昏过去了，但是大家依然就坚持着，后来警察就有点受不了了，他就挨个来问，他说为什么不吃饭。他说你们不就是声讨我吗？你们不是怎么怎么样吗？因为他打的这个人嘛。然后我也没说话，平时讲真相我跟他说的是最多的一个人了，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或者什么再对他有用了。他说了几分钟以后，他看一下他静下来看我，他说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可以说吗？他说你说啊，他这个时候就坐在桌子上。我呢我不知道当时我就一种什么力量我就把手就指向了天，我说我要提醒你一句，我说我不得不再提醒你一下，我说这些修炼的人呐，你这么对待这些修炼的人，人这面可以不计较，但是你要问天是不是答应，神佛是不是答应。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一股力量就像那个电流一样一下从我这个手指就下来一直到脚下，我整个人就被震了一下，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在说，我只是一个载体，师父通过我这个载体来传达这个声音而已，当时呢他就愣了。他愣了，愣了之后没有话说他就来回踱著步子，踱著能有几秒钟之后他就赶着走赶着说：“哼，哼。”但是他就说，他说：“如果，如果我要信这个，我比你还坚定。”当时我就不知道他，他可能真的就是被这句话给激住了，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就觉得这句话也失言了，他就一摔门，走了。

张亦洁：2001年的中秋节，那天他们就突然给我带到室外，然后呢，给我领到一个空屋里边，就让我坐那儿，那然后就他们就劈头盖脑的就，就一顿拳头，就朝我脸上砸来。我当时就一下子就给我打懵了。 就整个脑袋都都给就砸得，眼睛五官全部都变形了。这个时候那他们集合的时间到了，他们就把我带出去了。带出去他们，所有的学员也看见我以后，他们就都，都愣住了。我就注意的看了一下，我就突然发现这个队伍里边，这个圈里边有很多新来的人，我就知道是刚从调遣处又来人了，来的新学员，实际我就知道他们这么打我，就是要以此来威慑其他的学员，让他们痛痛快快的转化。然后这个时候她们跳舞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很胆大，把我也拉起来了，然后让我跟她一块跳。然后她们在旋转的时候，就是伸出大拇指，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然后我就告诉她们要翻车，要让学员，要动员所有的学员全部翻车，人越多越好。翻车就是说，宣布从新那个走回修炼，但是在劳教所里。我们就管它叫“翻车”。我虽然是不知道这个翻车的具体时间，但是有一天，突然那个，三大队的那个焦学先，就是把我叫出来了。叫出来了参加了一个学员的一个组。那是翻车之后，然后就等于是警察挨个去调查了解，学员的那个翻车转化的情况。但是呢，那我去的时候呢听学员发言，他们完全都是正念，就是不承认媒体对大法的那种定性，然后就是都表示了要坚定的修炼，就是宣布原来的那个写的四书宣布作废。

2004年1月13日，李洪志师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别哀》：

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

他还告诉他的弟子：“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在最艰难的环境下，法轮大法弟子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著大法的超常，和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坚不可摧。而身处自由世界的学员们，用同样的坚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

位于美国东部哈得孙河下游的这座岛屿，从面积上来说，是纽约州最小的一个郡。但是，它却是纽约市乃至全美国、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这里的许多街道和建筑的名字，都是现代商业文明的象征。 2004年7月底的一天，在这个标志着财富的著名大道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澳大利亚学员接受电视采访：这个酷刑展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他都非常惊讶怎么这样的。我就告诉他们发生在中国。因为（在）中国呢，只是修炼法轮功就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像这样的人是千千万万，打死了很多。而且现在还有几十万人（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效果特别好，能够震撼人心啊。

美国学员接受电视采访：在这个酷刑展做过，做的过程中间，会碰到有的人问这样的问题，说你们的资金从哪儿来。那我跟他讲，我说，相信我。因为我是修法轮功的，我是修炼真善忍的，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相，都是真实的事实。我自己本人，我在来之前就捐了一千块钱出来做这个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当然我周围的那些，很多的一些学法轮功的朋友他们都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地方就捐钱到纽约来，我知道的就有不下十来个人，他们都捐钱来就说，给这个做资料。所以所有的经费，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在做。哪怕你看现在酷刑点上所有的这些横幅啊、还是这些箱子啊，这些箱子啊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那个钉子啊，哪怕小到⋯⋯

宁建国 美国法轮功学员：酷刑展刚出来的时候，确实看的人不多，但是呢，随着我们酷刑展的点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学员用心去做，我们就看到这些市民的态度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主动停下来，和我们交谈，了解情况。其中有一个学员是在一个笼子里面，坐在笼子里，这个笼子大概就是两尺这么高，很小的一个笼子，人坐在里面，展示这种被酷刑折磨的这个情况。这时候有一个行人走过来，走过来以后呢，他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跪在这个笼子前面。就是说，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呢他就站起来，然后呢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后来又回来，回来以后他拿了一枝花，这个花呢他就是给那个在笼子里面的学员，表示他对学员的这个悼念也好敬佩也好，反正就是说她知道这件事情是，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到这种程度，你们有这样的精神来告诉我们，通过自己受苦来告诉我们。

师父在关注并支持着自己的这些为让民众了解真相而默默付出的弟子。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纽约国际法会上，师父说：“大家真的辛苦了。天气已经转冷。夏天大家在领馆、在街上及各个环境中讲真相、证实大法时，天气虽热但还算过的去。一到了天比较凉的时候，自然环境就会给大家造成一定的困难。在这方面大家并没有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好就不做什么了，相反的，大家还在努力，没有松懈。真的了不起，未来的生命、未来的世人都得感谢你们，因为未来能留下的人是因为你们他们才留下的。 世人现在在迷中，是大法弟子在被所谓的考验之中，众生都处在迷的状态下。将来人们都会知道大法弟子是谁，都会知道大法弟子的了不起，而且留下的人都会感激大法弟子。”

从2004年的夏天到2005年，从曼哈顿中城开始一直朝北，每天同时八到十个酷刑展示，学员们在酷热和寒风中坚持了近一年的时间。而与此同时，用法律来捍卫正义的努力一直在进行着。2000年8月25日，北京学员朱柯明和王杰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寄出申诉状，指控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罗干、曾庆红迫害法轮功，“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国家体制、宪法及法律”，要求“恢复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名誉；并赔偿所有法轮功学员因镇压所遭受的损失。” 可是，他们的申诉并没有得到法律部门的正常审理，相反，却遭致了一场血腥的报复。在江泽民和罗干的亲自指挥下，两人被抓捕，朱柯明被判刑五年，而王杰在被抓三个月之后，被“保外候审”，因为那时的他已经完全意识不清、大小便失禁、需要隔天洗肾一次。半年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逃离中国，辗转来到了他六姨在印尼的家。

段巍 王杰的六姨：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讲。有的时候，我跟病人讲真相的时候，我讲著邪恶迫害的时候，也是在讲，他说，“没我姨的事，我姨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说，“王杰！你怎么回事啊？”就跟，好像是，就是，警察在那一样，“我姨不知道！我姨什么都不知道！”保护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他才说：“看我的脚！看我的脚！都露骨头了。”我就让他看那些大法弟子受的刑啊，什么踩啊，什么拿牙签扎啊，我让他看那些东西，他说：“六姨，我都受过！我都受过！”然后他就说，其中有几个大汉，弄他的肩膀，先磕他肾脏，咔咔咔，磕。然后拿关节又磕他前边。紧接着，就有一个人，就拿那个手，“咵”，砍他脖子，等他醒过来都一个多月了。他就昏迷不醒，大小便全部失禁了。

当时的王杰，记忆力已经很弱，时常精神恍惚，而且还出现呼吸困难，吐血块的症状。夜里睡觉的时候，连内裤的松紧带的些微压力都会使他喘不过气了。

段巍：他说的，没有一天……从打那天一进去就开始，已经开始打他了。而且给他用一个毯子裹上，踢他、踹他、打他。没头没脑，连脑袋都裹上，根本打出来都不知道了。全身外表看不出来，里头全坏了。

2001年6月18日晚，38岁的王杰伤重去世。为了弄清他死亡的真相，段巍找到印尼一家医院进行尸体解剖。

段巍：医生检查出来说：“哇，心脏已经这么大了，纤维化了，这不是一天的伤啊。已经纤维化了，心脏这么大，大出一倍去！”肾也是，缩小，都缩小。然后呢，等七天本来拿结果，七天我们去找，那说医生出国了。再过，又一直每个礼拜找找找，找到一个月，医生回来了。最后拿证明，全部是属于正常的。心脏正常，什么都正常，什么都正常。我们知道就是（医生被）买通了。

五年的牢狱折磨之后，朱柯明终于在2005年获得自由。

记者：香港法轮功学员朱柯明和傅学英在今天6月28日上午，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民事控告⋯⋯

2007年，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之际，朱柯明与另一名曾被中共迫害入狱3年的香港法轮功学员傅学英，再度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告江泽民李岚清及罗干，指控他们犯有酷刑、伤害、非法监禁、滥权等罪行。这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一次状告迫害元凶，中共再一次如临大敌。

朱婉琪 法轮功人权律师: 那当时呢因为香港等于是在虎口下，所以我们在准备诉状的话呢，是非常的谨慎而秘密的。那我们在，我打算在七一之前的一个礼拜能够进去，跟香港的同修一起来完成这个递状的工作，可是呢整个过程当中可能也被香港政府发现了。因此在前一个星期，递状的前一个星期我进去之后就被暴力遣返。被暴力遣返回台湾之后的话，我隔一天又再进去，第二次又再进去。那我每次进去的时候我当时印像很深刻就是，十几个警察就是港警把我团团包围住，把所有其他的人都赶到其他的房间，把我团团包围住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就是香港的同修告诉我说，这个诉状还没有完备，还缺了什么什么，那我就在这个十几个警察包围之下，团团围住之下，很清晰地告诉他，哪一份资料在哪一个状子的哪一个档案当中。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当时那个香港警察那个惊讶的程度。可是我当时也感觉到那个大法的力量那个体现，就是即便是在这么，看起来，我等于是被关起来了。可是大法赋予我们的力量，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给做成。那对方帮我们做这个律师呢，他当时因为很紧张我在里面，他几乎已经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事情，那我就找了香港佛学会的负责人，我跟他讲这个状子最后完成的部分，他在一个不懂法律的情况之下，可是跟我一样，齐心要完成这个递状的情况之下，他就一一的记下来。那事后呢，我们在隔天的话呢，就顺利的递状了，递状的时候香港同修曾经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个港警把我从这个香港的机场送回台湾的时候，很多特务在高等法院之前就撤了，所以他们隔天递状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干扰的。

2007年8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书面裁定，中国的高级人民法院必须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委托，将法律文件送达被告江泽民、李岚清和罗干。虽然，在中共的巨大压力下，香港法院后来撤回了这一决定，但是，这毕竟是中国的土地上，法律头一次向中共领导人彰显自己的尊严。

人类的法律毕竟是起源于对神的信仰，彰显的是不可侵犯、不可蔑视的天理。中国古代律法是从儒家的伦理衍生而来；而西方世界的英美法系，起源于圣经的《旧约全书》。犹太人出埃及后，耶和华在西奈山上给犹太人先知摩西传“十诫”，成为西方社会法律的根源。对于严重迫害人权的罪行，在国际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普遍管辖权。任何国家的法庭都有权追究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的法律责任。

从2002年起，法轮功学员就开始在国际法庭上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和积极参与迫害的官员。其中的第一例，是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的芝加哥诉江案，江泽民在因私访问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期间，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告上伊州北区法庭。此案给中南海带来巨大震动。虽然后来迫于政治和外交压力，伊州北区法庭以“元首豁免权”为由从程序上驳回了此案，可是这个诉讼案开启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追讨正义的大型法律行动。到目前为止，以江泽民为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及其同伙，共二十五名中共官员，在全球四大洲三十多个国家被告上法庭；针对江泽民本人的诉讼案就有十八个。对此，中共以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益相威胁，要求一些国家的政府施压本国司法系统不予受理诉江案，给诉讼案制造重重困难。可是不管多难，法轮功学员在寻求正义的路上从来没有退缩过。

2003年10月15日，15名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向西班牙法庭控告江泽民及“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西班牙国家法院和高级法院以受害者中没有西班牙公民为由予以驳回。受害者代表律师向西班牙的最高宪法权力机构—宪法法院提出上诉，说明这一迫害案件是针对一个信仰团体的大规模群体灭绝，不只涉及一个国家或几名受害者，而是波及全世界的一个极其恶劣的罪行，所以任何国家都有普遍管辖权。

Carlos Iglesias卡洛斯.伊格列习雅斯 法轮功人权律师: 我回忆起一个小插曲。当我们的控告被驳回后，我们向西班牙最高的宪法法院提出上诉，我为了这次上诉作了充分的准备，准备了很多的材料。但这时我发现，我得触动坐在那里的十个法官每一个人的心。在那一瞬间，我把手里所有的纸张都推到了一边。我必需从心里，向这些法官们讲清迫害的真相，他们必须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我开始在法官面前陈述，这时我看到，本来法官们都是低着头在做记录，后来却抬起了头，认真的听我讲述，用心在听。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有的法官的眼角含着眼泪，这一点使我很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内心中的转变。以前犯的错误，是在司法面前，我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大法弟子，律师只是我在常人中学到的一个技能，是在这个常人社会中，在这个正法时期所拥有的特长。其实，我真正需要做的事，是以宇宙大法为标准，向世人讲清真相。这个正念一出，法官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因此顺利上诉，我们的刑事控告案也重新被法院受理。

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受害者的国籍不应该成为限制国际司法权打击群体灭绝罪或国际人权罪行的借口”，并特别强调：“必须由其它国家司法程序的介入才能停止这场群体灭绝，因为在中国国内是没有可能对如此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查的。”由此，西班牙国家法庭正式受理诉江案。在历经两年的搜证调查后，2009年11月，国家法庭大法官依斯马尔．莫雷诺（Ismael Moreno）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这五名中共高官。这是国际社会头一次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提起刑事起诉。

仅仅一个月之后，阿根廷联邦法院的拉玛瑞德法官（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也做出历史性裁决，认定江泽民和罗干犯有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并向他们发出了国际逮捕令。这是针对四年前，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在罗干来访期间对其提出控告的正式裁决。

傅丽维 阿根廷学员﹕仔细去想的话，都是些不可能的事件发生了，比如递诉状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罗干，主要是罗干来访的时候是礼拜六，还是，周末，我们找的律师他肯给我们通宵的赶这个诉状，也是不简单的。第二天，因为他不是刑事律师就送到他的朋友刑事律师去，就是检查这么写的对不对。到时候，到我们手回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快十二点，那法院是到一点钟结束结案，这个案子不进去的话，罗干不晓得要呆几天，罗干说不定第二天就走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罗干在）阿根廷的时候把这个案子递进去，我们就坐计程车赶过去。他完了，案子拿回来还得去重打重印，这样又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到一点差一刻我们才能出门。那虽然律师的办公厅离法院不太远，可是要坐计程车，而且是中午的时间，很塞车，我就觉得已经赶不上了，而且经过希尔顿饭店刚好是罗干住的饭店，那时候已经一点了，我看表一点了，我说这已经递不到了。结果再走了五分钟十分钟到了法院，表还是一点，差一分，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差点关门前我们递进去这个案子，所以就是说这个表好像时间停止了在让我们能赶到，这是一个奇迹。当时没有觉得，可后来想想，不对，那是一点多钟，到那还是一点钟，所以这是很简单一个小例子，那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我是说，不是我们大法弟子，不是我们的功劳，这是功劳是有人在带在做才会发生这种奇迹。

在四年的调查过程中，拉玛瑞德法官发现，罗干的上级、原本不在被告之列的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首恶，因此也将其列入被告，一并予以审理。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欧克塔夫 ·拉玛瑞德 阿根廷前联邦法官：让我最为震惊的，是这种高度系统性的酷刑手段，中共各级政权如此严密的，有组织的层层推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从中共中央最高层的官员，到各级地方政府，从警察，军队，到司法系统，全都卷入这场迫害。同样让我难忘的，是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有时，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庭，放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来维护他们的信仰。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些酷刑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亲口讲述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们来说，肉体上的折磨不是最可怕的。他们所感到的最刻骨铭心的痛苦，是他们被强迫放弃自己的信仰。

在历史性的裁决之后，中共使馆不断向阿根廷政府和法院施压，要求了结此案。不久，拉玛瑞德法官被迫辞职。执政党有意安排的法官上任后撤销了国际逮捕令，并以证据不足结案。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随即提出上诉。在不懈的努力之下，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于2013年4月17日作出裁决，从新审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六一零”头目罗干对法轮功修炼者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

朱婉琪：从二次大战之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于违反这个国际刑事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这种重大的罪犯，无论你是不是国家的领导人，从法律上面来讲，是可以追诉的。我们也都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此，念法律的人，来追究一个元凶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呢，我们并没有想到，就是说，法律归法律，可是在实际的国际政治的影响之下，面对一个独裁者，要追诉他竟是如此的困难！而面对一个强国的，一个大国的独裁者，我们这些律师是几乎是在挑战不可能的任务。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发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是因为我们正在面对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但是我们在这个十多年过程当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我们历尽了很多的心理上还有现实上的困难，可是由于有很多人能因此能够了解真相，因此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2005年的中秋，李洪志先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只为这一回》

超越时空正法急
巨难志不移
邪恶疯狂不迷途
除恶只当把尘拂
弟子走正大法路
光照天地恶尽除
法徒精进寒中梅
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

敬请收看《我们告诉未来》 第十二集：<生命的抉择>


新唐人 / 原文网址：https://www.ntdtv.com/gb/2019/05/21/a1025836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