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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将前期准备做好,肝源就来了。一切好像就是安排得井然有序。”2011年的一个深夜,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的钟医生(化名)参加了一台肝移植手术,当晚以及“翻墙”后的所见所闻,令当时还是实习医生的他从此远离器官移植。

这台深夜进行的肝移植手术是在浙医一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的,该院是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

“因为这个本身对良心、对内心也是冲击蛮大的。”2019年12月19日,钟医生告诉大纪元记者说,他选择后来工作的医院“也是觉得这一块可能这种事情(活摘器官)稍微少一点”。

因为涉及的话题严肃,钟医生向记者提供了他的学士毕业证、学位证、硕士毕业证、学位证、职业证书、医师执照的原件。

手术内部更衣室出现公安衣服

钟医生是浙江大学临床医学硕士,在读书期间有大量的实习,要在浙江各个医院轮转,他说:“杭州一带的医院,我基本上都是去过的,对一些主要科室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都比较多。”

钟医生谈到2011年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一晚。

他说:“我是在实习期间以第二助手的身份,参加过肝移植手术的。因为我们浙江大学有一个附属第一医院,这个医院在肝胆移植方面是一个权威,华东地区肝胆移植方面,它是最多的。”

那天是晚上11、12点,已经熄灯了,主刀医生恰好缺人,就打电话要人,“问我要不要去,我当时因为抱着学习的心态嘛,有这种机会我肯定就去了”。

钟医生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晚看到的一些不寻常的情况。

在手术室的更衣室,“晚上一般衣服非常少,但是我看到有公安的衣服,就很奇怪,这个更衣室都是内部的,怎么会有公安的衣服呢?”

钟医生换好衣服,就去主刀的台子,“它是一个一个房间分开的,我只能进去指定的房间,就是说接受移植的这个房间,后来那个肝源是从另一个地方拿过来的。”

“在经过旁边的一个地方,我看到有几个人穿的衣服显然跟我们不一样。”他说,手术室的衣服分两类,一类是医生穿的,一类就是外来人员穿的,“我看到两个人是穿着那套(外来人员)防护服。身材都很高大。”

不寻常的移植手术安排

“后来我们的手术开始,这一台已经开始了,就是前期准备做好了,那个就来了,就是肝源就来了。一切好像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披露,那个供源的手术可能就在旁边的房间,“我怀疑是在隔壁的一个手术间。就是我过去的时候,我看到隔壁有几个穿外来衣服的人。”

当晚接受移植手术的是个肝硬化患者。当天的手术做了很久,从晚上11、12点做到第二天早上7、8点。

“我事后听说,还有一个角膜(移植手术),就是说眼科在另一个台子也开了一个,当天晚上,相当于有需要的,它都……角膜本身配型方面需求比较小,就说基本上有这种源的话,它一般都会去,是这样子的。”

他披露,通常做眼角膜移植和肝移植“应该不在一起的,但当晚这几台手术是同时进行的,这样的安排是很不寻常”。

“他等于相当于工厂一样,都在这一个里面进行。那就说这个供体有什么东西(器官),他都可以去用他的不同(器官)……”钟医生说。

供体“肯定是政治犯”

钟医生虽没有亲眼看见取器官,不过他根据所看到的做推测,“很有可能,肯定是政治犯,肯定是的,否则的话,没有必要警方要过来。如果是自愿捐献的话,那没有必要。”

“我怎么会事后想到(活摘器官移植)呢?”他说,是因为他后来轮转到肝胆移植区另外一个组实习,主任是郑树森。

他说,“他(郑树森)在开大会的时候,说了一句‘现在(供体)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他在讲这个东西,他说哎呀我们当年可以怎么怎么样,现在就没有那么多了。”

钟医生听后就想,“那当年怎么就会那么多呢?我就心里‘哎呀’一下,觉得‘哎呀’好像上次(手术)看到的可能是这个事情(活摘器官移植)。”

郑树森是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中心负责人,领头开展了所谓多器官联合移植。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12月,郑树森团队已施行肝移植2,300余例。2005年1月28日,郑树森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

郑树森从2007年起,在医生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和医学无关的奇怪头衔——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的副理事长,该组织专职迫害法轮功。

什么原因造成手术量极大减少

钟医生对活摘器官移植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后来我翻墙了,是知道这个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一些零碎的谈话当中,我是听到有这种事情。主要就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事。”

他还有一个最实际的线索,“就是手术量”。

钟医生说,郑树森说器官数量不多的时间大概在2015、2016年,“那时我是研究生轮转(实习),就是第二轮轮转。那个时候移植量就已经下来了。”

“手术量极大减少了,这是可以确定的。”他说,“郑树森自己说的,现在这个肝源没这么多了。那肯定是因为有一个原因造成,怎么就没这么多了?当时怎么会一下子就这么多?”

虽然郑树森没有说原因,不过公开报导显示,正是在2015年,迫于国际强烈谴责压力下的中共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成为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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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登录之肝肾移植总数远大于官方公布死刑人数,意味中共多数器官来源不明,多源自活摘法轮功学员之器官。

对于供体来源,钟医生说,“我听说刚开始,法轮功学员肯定是很大的一部分(器官移植供体)。因为政治犯的话,他一般都是零星的嘛,就是呈集中规模出来的,就没有别的(政治犯)了。”

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是从1999年到2007年,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包括浙大附一院在内的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国外要等2~3年)。

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国际社会也强烈谴责中共的罪恶行为。

良心的抉择

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在施压中共,让其停止活摘器官,但对钟医生这样的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最看重的还是职业生涯。钟医生回忆说,“当时好像就是(器官移植)形势一片大好,选这个肯定能留院。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去了。”

在大二大三期间正值选导师。因为当时移植手术需求的增加,做器官移植的医生的数量是大增的。他说:“当时郑主任手下的,就特别多。就相当于浙一主打的就是这个(肝胆移植),所以当时很推荐我们去。”

“正常的科室的主任,你去找他当研究生,他不一定能够保证你能够留得下来。但是他(肝胆移植)这里说,你来我就能把你留下来。只要选我们郑老板和他手下很多那些二级大医生,反正只要选他手下的那几个人,都可以保证你能留院。”

钟医生所在的是大外科,包括肝胆移植、普外科、骨科等。他没有选肝胆移植的导师,“不太想使自己处于某种良心抉择上面”。

他说:“对一个本身就不知道的人,就还好。我由于种种原因,已经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就是很难再装作自己不知道。”

“就是跟这些东西比较远了。”

他介绍,很多医生一旦参加工作之后,就只限于自己这一块了,其它领域也就很少有机会了,“后来我就没有充分理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们一线去。包括我现在去手术室,我也是指定到我该去的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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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部大楼。(维基百科)

他们口中的“死刑犯”

钟医生介绍,不经麻醉进行器官摘取,必须是实际的实施者才行,他没有参与过。

他说:“取的这个东西(器官)只有可能你找了他(移植医生)当导师之后,做了他的研究生,可能才会。”

不过,当时选移植方向的同学,是知道一些内情的,他说:“他们说是叫死刑犯。(上面)就跟他们说是死刑犯。”

遇到活摘器官移植手术时,“肯定得去,他们导师已经命令他要去了,那他就只能去。就尽量不去多问。他们会尽量避免去知道。”

钟医生说,“我们内部在讨论的时候,都不敢声张,就问,是不是法(轻声,很小声地说,呈现口型)‘轮子’?是这么说的。”

他说,当时的讨论就是跟几个兄弟、几个学长,装作自己好奇问问,“我说是不是这个?(他们)说‘哎哎哎哎’(轻声小声,表示认同),就是不敢明说。”

“很多铁的事实感觉没有办法辩驳”

工作后,钟医生翻墙知道更多活摘器官的事,“是通过翻墙才慢慢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后来才把碎片的一些东西串联起来。因为一开始都是碎片化的,没有串联起来。串联起来其实就等于好像是完全正好经历过它这么一个变迁。”

他说:“得知这个的时候,当时冲击力是很大的。就是包括看到,很多铁的事实感觉没有办法辩驳。”

“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国的那些移植的文章都不让发了。”在钟医生读研究生的时候,海外已经禁发中国移植医生的论文了。

连郑树森的文章也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Liver International》(《国际肝杂志》)撤下,原因是他无法提供论文中提及的563例肝脏移植的器官来源符合道德伦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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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树森做的大批器官移植手术的时间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相吻合,所以郑树森一直被指控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犯。

钟医生表示,以后他还可以再详细披露郑树森的一些情况。

他说:“这个可以通过学术方面的一些(例子),包括他论文是怎么发的?包括他的研究是怎么做的,包括他评上院士最重要的那个项目,他为什么能够定一个标准(杭州标准),等于说是一个肝移植的标准。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定这么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和国际上既有的标准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个可以单独开一个。因为这个可能需要一些知识铺垫。”

由肾内科包办的肾移植手术

钟医生表示,他实习时去的是肝胆移植,而移植规模很大的还有肾移植,“正常情况下移植是属于外科的,但是由于肾内科的势力是比较强的,等于把移植这一块都抢走了,就是浙一的泌尿科不管移植了,肾内科全包走了。”

“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这个移植的量已经大到可以让一个科室,已经可以让一个内科去做外科的东西。只有当它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它才能够有这样的规模效应。”

肾内科医生收入也很可观。“当时如果是主治级别的,大概一年30几万。主治级别差不多是这个程度。这个是明面上的,明面上30多万,那么背后还有很多,我们就不知道了。”他说。

肾内科的医生怎么能做外科的事呢?钟医生表示,“这个可能和高层的分配有关系。”“就是上面一句话说由他来做,那就由他来做。”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网页显示,该院肾脏病中心肾移植病区有40张床位,是国内最大的肾移植中心之一。公开报导显示,截至2017年3月,浙大一院已完成肾脏移植5022例。

初到国外

钟医生是辞去国内工作出国的,随后开始参加了一些民运活动,包括“十一”期间的系列活动、一些研讨会,以及最近关于香港反送中的集会等。

他也担心国外有中共安插的特工去监视海外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其实心理压力肯定是大,你即使是到了自由世界,你还是慌的,你的家里人还在国内,这个你没办法。”

“人保持善心很重要”

不管做医生还是做人,钟医生认为,“我觉得每个人内心本身是有一个良知在的,你要做的是怎么让它保持下去,而不是把它给泯灭掉。”

“可能在国内你待久了,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生活所迫,有的时候就不得已做违心的事情,做多了,慢慢慢慢人可能就变得麻木。”

他强调,“最重要的是人不能变得麻木”,“如果你能保持内心的良知存在的话,很多事情好像就会变得很顺利一样。”

他相信好人会有好运,“你看我到了这边,(签证)快要超期了,那个offer就拿到了,恰好这个时间点都好像算好的,好像冥冥之中有所安排一样,这个很难讲。所以我就觉得人保持善心很重要、很重要。”

思想转变是很痛苦的过程

从国内来到海外自由的环境中,在各种集会场合与不同的人沟通后,钟医生希望把国内的情况多向外界介绍一下,让海外能更多了解国内青年一代人的情况。

就他自己而言,在思想上的转变也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经过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在刚开始“翻墙”(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时,钟医生也不敢相信所看到的,“因为一开始信息量太大了。”学理工科的他,不会轻易确定也不会轻易否定所看到的,“先持怀疑的态度,但这件事情(活摘器官)我就记住了。”

他表示,当知道的消息多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确定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这是要有一个过程。

当彻底地不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的时候,他说:“当时大概有个三四天,整个人是一个恍惚的状态。就看周围的人都觉得不一样了,原来他们和我好像已经不一样了。”

他描述当时自己的那种感受,“就是有一点像《黑客帝国》里面已经觉醒的人了,看了后,(发现)原来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周围的人都还蒙在鼓里。但你知道你去直接和他们说,他们是没有办法懂的,你直接跟他说、和他辩是辩不回去的,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他推己及人地表示,“当一个人第一次知道真相之后,他心里其实是痛苦的,很少有人说:‘啊,我知道真相,我很高兴。’(他)一定是痛苦的。”“好像你要强行地灌输给他一些让他痛苦的内容,他内心一定是排斥的。”

中共让人们甘于在井底

作为曾经的国内精英一族,钟先生也知道,“现在国内很多人觉得国内那点就够了,因为国内,包括娱乐、休闲啊各种方面,它已经把你的注意力给塞满了。”

“它(中共)就用这种方法让你们想要知道外面世界的欲望就降到最低,让你们觉得甘于在井底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出去了。”

对国内青年人而言,翻墙了解真相的代价也高,“现在墙又特别高,又有各种直接的阻力。翻墙翻得不好,也容易暴露自己,翻墙现在也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他感叹,让国内人了解真相很难,“更多的人可能不愿意为了一个自己看到的可能会痛苦的事情,还要再去冒风险,这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培养他的一种求知欲,还有怎么让他慢慢自发地去找。”他说:“那么可能要通过一些委婉的手段,慢慢地,可能要暗示他们一些事情,‘唉?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对……’可能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所以挺难的,因为我个人也是一步一步才慢慢转变过来的。”

他认为,当翻墙的难度降低,“可能也要经过若干年持续地保持这个信息(事实真相)的输入,那国内的人才会大部分清醒,所以我觉得是任重道远。”

“《伪火》对我冲击最大、让我转变最大”

钟医生用自由门翻墙,一步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认知。“当时看了一个纪录片——《伪火》,那个是对我冲击最大、让我转变最大的。”他说。

“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那年,他还在读小学,但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连他这样的小学生也不放过,“当时还在看动画片,一天下午突然动画片就断了,然后就开始放怎么怎么……当时觉得很害怕。”他说。

如全国所有小学那样,钟医生当时所在的小学也组织所有小学生参加“声讨”法轮功的征文比赛。

“小学生怎么可能去写呢?”他说,大家就抄,即使大篇抄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老师也高兴,“有的人写了很长一篇,后来一看,这个话小学生根本不可能写得出来。”

“当时我们一直确实以为他是自焚了。”他说,“但我后来看到那个纪录片,有很多无法辩驳的那些漏洞,包括视频回放,那就瞬间击碎了(谎言)……因为当时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已经对国内很多事有所怀疑了。”

“如果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还是不愿意相信国内很多都是假的。”他说,“那这个东西(《伪火》纪录片)等于是说有很多确凿的证据说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党可以为它的政治需要不顾一切地来做这种事情(假自焚),我当时就对它失去希望了。”

《伪火》2001年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记录了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由中共自编自导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求圆满”伪案。该世纪骗局煽动起十几亿人的误解和仇恨,漏洞百出,已被联合国备案。

不过时至今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还在持续使用“天安门自焚”伪案,继续对学生进行仇恨宣传。

“国内新闻越来越不靠谱”

通过对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了解,钟医生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造假宣传的套路。

他认为,“我就觉得既然这种(假自焚)事情都做得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相信现在这个新闻。现在的新闻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需要而捏造的。”

以致他不管碰到什么新闻,首先想到的是在墙外看一看,与国内新闻比较。他说:“这个行为做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发现(国内新闻)就越来越不靠谱。”

“现在就已经不靠谱到什么程度?国内的假消息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任何一个国外突发的新闻,国内都不会第一时间知道,大概会隔个三四天之后才知道。”钟先生无奈地表示,“突发新闻有可能是跟它之前的宣传不符,它经过三四天上下协调,就是高层要以什么角度去报这个事情,它要过了之后,统一一个通稿出来,大家都按照这个来。”

在不断比较国内外新闻报导的同时,他发现中共报导新闻时,是用打“时间差”的方式来统一宣传口径。

他举例说,在近期的香港新闻的报导上,中共就是使用这个方式。

他说,“当时国内你在群上讲‘香港’两个字都不让发,然后后来它通稿成了之后,就可以大片地发了,那发出来的都是统一口径的。”

“这个太明显了,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太明显了。”他说,国内的突发事件就更不用说了。

他表示,国内人还以为自己和国外是同步看到新闻,其实不是。

“国内的人他并没有注意到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他可能觉得他也是刚刚知道,在他看来,他看到的东西就已经是真相了。”他说,国内人还会有想法,“‘你们国外人知道的事情我们国内人也知道呀,只是我们知道的和你们知道的不一样,那凭什么你们说的就是对的,我说的就是不对的’,他没有发现他中间一定有一段时间差的。”

钟医生也尝试着想让国内的人多知道一些真相。他谈到自己与他们的互动经验,“有的人一看就是遭受洗脑比较深的,那么就可能不太会去说。”

“但有些人,你从他言论当中发现其实他是有一点民主的萌芽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和他联系,那么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事情都跟他说,也要慢慢慢慢跟他说一些,后来他会坚定他自己内心所追求的一些东西。”

他羡慕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自由社会,从小被培养民主意识。“中国就没有从小培养,甚至是从小反著培养,那你要再掰过来就很难。”

(正见网:http://www.zhengjian.org/node/256019)

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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