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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中共病毒扩散全球188个国家，总确诊数876万6880人，病亡数字是46万2714人。其中德国总感染人数是19万零660人，死亡8960人，这组数据在全球排第12位。而在此前的3月份，德国受创曾一度位列全球第五。
6月17日，位于德国北威州的肉类加工厂Tönnies再次发生大规模群聚感染。目前有关当局已经指示，7000人进行隔离，工厂关闭10天到14天。
当晚有近千个测试结果就出来了，有657人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新冠肺炎、新冠病毒、COVID-19），326个呈现阴性。外界估计，确诊病例数字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这波疫情惊醒了已经逐渐放松警惕的人们，也加重了对德国的冲击。我们这个板块叫“病毒有眼睛”，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就是“亲共疫情重”。那么德国遭受如此重创，是不是也与亲共有关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一说。
德国多地医生是首批感染者
今年3月底，中共病毒疫情已经在海外开始爆发了一段时间。大纪元的德国记者祝兰在采访中发现，德国有不少州的首批感染者当中都有医生。
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事情，因为德国的医疗体系非常强大，除了美国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出其右。但是，让德国总理默克尔感到骄傲的“优秀医疗系统”，也无法抑制中共病毒在德国的肆虐。
当时最严重的是北威州，感染人数几乎占了全德国的1/3。北威州是2月25日晚上确诊的第一例中共病毒患者，随后不久，与这名患者在狂欢节活动中有接触的门兴巴赫市医院的一名医生也被确诊了。
第二严重的巴符州也是在2月25日确诊的第一例病患，是一名从意大利旅行回国的女士。随后这名女士的父亲、图宾根大学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被确诊了。
2月27日，州级市汉堡确诊了首例病患。汉堡大学附属埃普多夫（Eppendorf）医院的儿科医生，也是去了意大利旅行，回来就被查出感染了中共病毒。
当时疫情第三重的是巴伐利亚州。除了首先感染的14名伟博思通（公司）员工和家属外，之后确诊的也是一名医生。埃尔朗根（Erlangen）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在参加工作会议时，被当时无症状的意大利同事传染了。
萨安州是德国最后出现确诊病例的联邦州，首例病患也是从意大利度假回国的医生。
医学界人员在工作场所之外感染，这个现象引起了我们德国记者的注意，随即也做了一些深入调查。
中共的双肺移植
5月9日，中共官媒新华社的两名记者黎昌政和梁建强报导了一则消息。一名用“ECMO辅助73天的新冠肺炎患者，核酸转阴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接受了双肺移植手术”。并且说患者移植的肺“功能良好，各项生命体征平稳，能和医护人员交流，正逐步康复”。
对于接受双肺移植的患者情况，新闻中没有提，也没有提及肺的来源。
什么叫“双肺移植”呢？说白了，就是把人的两个肺都换了。因为被中共病毒感染，是两个肺同时都被感染。如果换肺，就要两个一起都换。它不会换一个好的，再留一个坏的。即使这样换了，换上的这个肺还是会慢慢被感染的。所以它换，就要2个一起换。
懂医学的朋友应该知道，给一个人换器官，必须要血液、器官等等都要匹配才行。如果不匹配，可能会产生排异，移植不会成功。
如果给这个患者同时换2个肺，那就是意味着，要取下别人身上的2个肺。而一个人只有2个肺，如果2个肺都被取走了，这个人也就活不了了。
换句话说，双肺移植，就是救一个人的同时，必须至少要杀一个人。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一次移植成功，如果一次移植不成功，那就可能需要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甚至可能更多。也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活摘”。
终止中国滥用移植国际联盟（ETAC）执行主任休斯（Susie Hughes）质疑：这些快速、完全匹配的器官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对于中国移植业器官来源的质疑并不是现在才有。从2000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以来，对于器官来源的质疑和各种调查报告就从来没断过。仅“追查国际组织”罗列出的证据，就有厚厚一大摞。追查国际的网址在我们的文字稿中，里面有大量详实的证据，声音文字相当完整。大家可以去看看。【http://www.zhuichaguoji.org/taxonomy/term/15】
但是，中共的这个罪行，很多年来，一直间接得到外国医院和专家的支持，例如培训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等。在这方面，德国的医学界深涉其中。十几年中，德国不少医院与中国医院在器官移植方面有着密切合作，还有不少德国专家去大陆传授经验，甚至帮中共说话。
“武协”涉嫌活摘，“德医”与之有染
今年3月1日，“追查国际组织”公布了去年对大陆上百家移植医院的跟踪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中共的活摘罪恶依然在进行着，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人们通常简称武汉协和医院，全称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019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曾专程去了一趟武汉协和医院。默克尔到访医院的照片，现在就是协和医院的网站主页招牌。
在“追查国际组织”的早期调查录音中，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亲口承认，他们移植手术使用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在协和医院的官网，明确罗列着海外的合作医院，其中有7家来自德国。分别是汉堡大学附属埃普多夫（Eppendorf）医院、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大学医院、巴符州乌尔姆大学医院、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工大附属伊萨右岸医院、德尔门霍斯特医院（Delmenhorst）、汉堡巴姆贝克医院和汉诺威医科大学（MHH）医院。
这些德国医院中，汉诺威医科大学医院、汉堡大学埃普多夫医院、维尔茨堡大学医院和慕尼黑工大附属医院都有移植中心。乌尔姆大学医院原本也有，但是在2011年撤销了，因为移植手术数量不够。
柏林心脏中心——500名刽子手的培训基地
2014年6月，德国西南广播电台SWR2报导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他们在质疑和批评的报导中，提到了柏林心脏中心与中国医院的合作。
2012年5月，柏林心脏中心主任海策（Roland Hetzer）在上海举行的心脏外科会议上表示，多年来，中国有500名医生参与了与柏林心脏中心的合作工作。
在柏林心脏中心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它们在1999年11月与上海大学签了一份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培训中国的心脏外科医生。签协议的第二年，2000年4月19日，上海成立了中德心脏研究所。
去年7月24日，隶属于中国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中国卫生人才网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是“李军”，单位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文中透露，柏林心脏中心当时还在培训中国医生。文中介绍，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李军”本人曾到柏林心脏中心进修心血管麻醉。
“追查国际组织”调查显示，“李军”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也涉嫌参与活摘器官。在2007年，这家医院被中共卫生部指定开展心脏移植手术。
心脏移植，同样是救一个人，就得至少杀一个人。
在上海东方医院网站，有一篇2014年3月发表的文章。其中介绍，上海中德心脏研究所成立后，有几十人曾到德国心脏中心接受培训。而所有前往培训的医生，德国心脏中心免去他们所有的费用，甚至还提供衣食住行。
这些人回到中国后，都在重要岗位担任工作。后来，中国大陆各地都有医院与德国心脏中心建立合作关系。
上海东方医院，也就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追查国际组织”调查发现，这家医院在2001年到2005年期间，也涉嫌参与了活摘器官。
高明医术和严谨作风，本来是德国医生为人称道的。但似乎在与中共的合作中，这些成了一把双刃剑，为中共培养出了许许多多杀人刽子手。
在正常社会，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医院之间的合作，本意也是为更好地治病救人、服务社会。但是中共让医生到德国学习技术，回国参与器官移植。德国的医学界在有意无意当中，已经成了中共杀人的帮凶。
人人都知道天理昭然，善恶必报。从德国医学界与中共深度有染的角度来看，很多德国医生被感染，是不是病毒有眼睛呢？
接下来再说说因为疫情冲击而陷入危机的德国汽车业。
宝马将裁员6000人
在大陆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坐奔驰开宝马”。意思是说奔驰车坐着很享受，开宝马车很舒适。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没有考究过。但我知道，拥有一辆德国汽车，无论是奔驰、宝马还是奥迪，的确是很多人的追求。
今天很多大陆媒体都在根据德国媒体的消息报导一件事，宝马要裁员了。据德国电视一台报导，这次裁员幅度很大，有6000人之多。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宝马的第一次裁员。
原因很简单，中共病毒疫情的冲击，今年的销量锐减了1/5。德国《商报》援引宝马内部消息，全球销量从去年的250万辆跌到了约200万辆。《南德意志报》报导，预计本季度宝马将出现亏损。
宝马公司昨天也发布声明，表示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步骤，以帮助宝马更有力地应对外部冲击和市场波动。
世界公认的汽车巨头出现这种情况，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也惊讶中共病毒对宝马的冲击之大。其实中共病毒对德国的冲击不只体现在宝马身上，整个德国的汽车工业都因为中共病毒疫情陷入了危机。
“德国荣耀”遭遇最大危机
汽车工业，一直被称为“德国荣耀”。但是在疫情冲击下，这个欧洲重要的工业国却遭遇了巨大挑战。大众、奥迪、奔驰、宝马等企业在欧洲几乎全部停产，供应链受损，全球三大销售市场同时受到冲击。
今年1月，中共病毒疫情从武汉向全球各地蔓延，特别是被德国视为最重要市场的中国大陆，更是首当其冲。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2月宣布，1月份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20%。这是自2012年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德意志银行3月6日发布的调查报告，2月上半月的销售量同比减少90%。仅大众集团，2月份中国销售同比减少了近四分之三。
很快，疫情传入了德国。从出现全国首宗病例的1月28日，到3月30日为止，德国南部两大州巴伐利亚和巴符，感染人数都超过万人。
而这两个州汇集了德国汽车业五大品牌中的四家，分别是宝马、奥迪、奔驰和保时捷。大众所在的下萨克森州感染人数当时排在德国第四位。
随即各大车企相继宣布停产。有专家在4月初估计，德国汽车业可能要至少裁员十万人。
情势之重，让德国媒体一片惊呼。《时代周报》表示，这是“汽车工业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商报》称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世界报》表示，“汽车工业或被夷为‘荒芜之地’”以及对“后病毒时代的恐慌”。
瑞士圣加仑大学的德籍著名汽车专家费迪南德·杜登霍夫（Ferdinand Dudenhöffer）曾在德新社发表一份研究报告。他认为按照金融市场危机的经验来说，因为中共病毒带来的危机，德国车企的“整个复苏过程可能会长达十余年”。
“德国荣耀”遭受致命打击，背后的原因也不简单，与中共的勾连由来已久。这其中，以德国大众最为典型。
科尔（Helmut Kohl）无视六四，大众坚持与中共合作
德国大众，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不过这个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1978年的谈判并不顺利。
1982年，有两个人物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卡尔·哈恩（Carl Hahn），另一个是科尔。哈恩那一年成了大众总裁，开始着力推动与中共的合作。科尔成了德国总理，开启了与中共的订单外交。
1984年，科尔第一次访华，与中方签署了上海大众合营生产桑塔纳轿车的协议，决定合资成立上汽大众公司。
1986年，大众又与长春一汽开始了洽谈合作。
1987年科尔第二次访华时，中德经贸总额已经达到了89亿马克，相当于51亿多美元。当时的德国，成了中共第四大贸易伙伴。
哈恩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将一部分在中国生产的发动机，出口到大众汽车集团在全球的工厂，可以说我们是中国首家出口汽车零部件的企业。这些建厂、产品出口，离不开中国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他同时提到，大众集团还把50家最重要的供应商带到了中国市场，这些供应商带着自己的资本和技术来到中国。
哈恩当时提到，1990年，一汽和大众15万辆合资项目在北京正式签约。1991年2月6日，一汽大众正式成立。
40岁往上的人应该知道，在一汽和大众签署15万辆合资项目的前一年，也就是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屠杀了上万名学生和市民。这起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当时有很多西方公司因此撤出了中国。
六四事件后，德国联邦议院宣布了对中共的制裁措施，包括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但科尔仍然坚持与中共的合作，他说，“孤立中国（中共）会破坏国际势力均衡，这不符合我们（德国）的利益”。在他的支持下，德国始终坚持向中共提供发展援助。而大众也决定，继续留在中国。
1989年11月6日，在天安门大屠杀5个月后，哈恩访问中国。他与一汽厂长一起，在中南海接受了六四事件后刚上台的江泽民接见。
1993年和1995年，科尔又进行了2次对华访问。这个阶段正是中国经济的上升期，也恰好是德国国内经济的衰退阶段。更让德国的工商业界对中国市场趋之若鹜。
《时代周报》1993年11月报导，科尔访华，随行有大约四十名工商业代表。事先，中共领导人就许诺，德国工业界将“满载而归”。德国政府临行前预测，可能将签订60亿马克的合约。没想到，在北京签下的数字高达70亿。
1995年，科尔任期中的最后一次访华。这一次他力排众议，专程访问了中共的某驻京部队。
《法兰克福汇报》在2004年表示，六四事件后，“科尔是第一个、也是到今天唯一一个做出访问（中共）解放军这样具有象征性意义举动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德国《日报》以“总理替杀人犯平反”为题，嘲讽柯尔的行动。说他“试图将‘我们关于民主和人权的信息’传达给中国（中共）军队”。
这次访华，科尔带去了45人。德国大众、一汽及奥迪公司三方在北京共同草签了有关奥迪轿车纳入一汽大众生产的合同。稍后，奥迪与上汽又签署了《技术转让协议》，奥迪系列产品正式在中国生产。
去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纪念日，《明镜周刊》在追溯那段历史时说，“不曾忘记：天安门屠杀后才几周，德国的企业经理们在建国饭店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上就劝说我们记者，请我们不要写过于苛责的文章搞糟了商业气氛，情形并没有那么糟糕，邓小平新任命的党主席江泽民肯定是个改革者。”
《经济学人》也反思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文章承认，西方曾经下注“中国将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但这场赌博失败了。
施罗德迎合江泽民
接任科尔的是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98年成为总理后，施罗德决心每年去一趟中国。在他七年任期内，曾六次访华。其中1999年，他在5月和11月两次到中国。而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另一起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发起了对上亿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江泽民通过“610”下达许多密令和灭绝政策，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并且“对法轮功采取任何手段都不会过分”，“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7月22日，中共通过全国媒体，对法轮功展开了“文革”式造谣和大批判，在全国大规模粗暴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随后各种强制转化班、劳教、判刑等等接连出现，迫害手段不断升级。
在这样的背景下，施罗德在1999年11月访问了中国。并且他带去的企业界代表团更强大，其中包括大众和西门子总裁。这次中德签下了大约60亿马克的合同。
格里戈尔·舍尔根（Gregor Schöllgen）2015年出版的《施罗德传》中明确指出，施罗德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前提是，“避免对中国（中共）领导进行公开批评，对一个中国（中共）政策明确表态，以及他向欧盟相关部门要求解除对中国（中共）的武器禁令。”
对中共的武器禁令，是六四事件后制定的。当时对中共的其它制裁都已经取消了，只剩这个象征性的武器禁令，而中共认为这个禁令有歧视性。
舍尔根表示，施罗德在访华前已经理解到，面对中共党魁江泽民，“绝对不能公开指责”。所以他清楚地表示，想要一个“正规的，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人权对话”。而他的这种策略，“得到了江主席的认可。”
从那以后，德国提出的被迫害异议分子及艺术家的名单，就仅仅进行转交，不再予以讨论。
德国汽车迎合江氏家族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举世震惊。但是对德国汽车业，却丝毫没有影响。
埃尔朗根大学教授德克·霍尔特布鲁格（DirkHoltbrügge）在2008年再版的《在中国的商业成功：针对世界最大市场的策略》一书中透露：到1998年，上海大众的股份由（德国）大众占股50%，中国（中共）银行占15%，中汽占10%，上汽占25%。
大众股份在成立15年后，1999年有了一个重要变化：中国银行把股份转给了上汽，（德国）大众股份公司把10%的股份转给了大众中国投资公司。2004年，上汽又收购了中汽的股份，这样大众和上汽各持上海大众50%的股份。
上汽，是上海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下属企业，也是中国四大汽车制造商之一。上汽集团囊括了通用、大众、沃尔沃、菲亚特等多家合资企业。而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就是上汽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2007年4月28日，上汽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中，江绵恒的名字就在董事会完整名单中。
换句话说，大众股份的这种变化，就是在向江泽民示好，有意迎合江氏集团的利益。等于是拐了一个弯，把钱送给了江绵恒。
默克尔如何走？
中国有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今德国遭受中共病毒重创，与它的领导人亲共有着直接关系。这里面既有科尔，也有施罗德，而现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又如何呢？
默克尔是很重视对华外交的，她曾经在人权问题上保持了强硬立场。比如她曾在访华期间，专程与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进行了会面。这一点，令外界普遍称道。
但是也有一些事，令人不得不产生疑问。比如她刚刚与中共总理李克强进行了视频通话，表示要继续与中方合作等等。在世界纷纷与中共切割脱钩之际，默克尔却冒险与中共领导人会晤。
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美、英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表态，反对中共强推恶法。但是默克尔不发一语，反而声称维持与中共的合作，说“这对欧盟而言具有重大战略利益”。
前不久，轮值美国主办今年的G7领导人峰会。川普邀请各国首脑，前往美国商谈重振经济。但默克尔明确表示不参加，似乎站在了中共的一边。
还有一点，美国一再警告欧洲，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和服务，但是默克尔一直犹豫不定。
这一系列的举动，不能不让人捏一把汗。既为默克尔本人担心，也为德国人民忧虑。如果默克尔真的延续了前两任总理的亲共老路，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德国人民，都是一件危险的事。
在天灭中共的时候，病毒虎视眈眈，在盯着每个人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
默克尔，还有不太长的在任时间。这段时间弥足珍贵，在东德长大的她，后面如何走呢？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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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安街戒严
如今中共病毒已经回归，攻入了中共的老窝，很多网友调侃说“病毒认祖归宗了”。病毒入侵，让中共当局很紧张，所以应对措施也是异常严厉。但6月16日凌晨，长安街戒严，可能不是因为疫情。
原中共海军航空兵后勤技术部干部纪卓图早年被中共强拆致死，遗孀国俪堃长年上访。她向大纪元记者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
她说，“我今年七十岁，第一次亲眼看到特别震撼的一个场面，整个长安街，从公主坟开始，朝天安门方的整个路都给封了。”
中共在长安街戒严，是在6月16日凌晨。前一天下午，国俪堃又和其他十多名军嫂到军委巡视组所在地北京京海大厦上访。但是她们遭到保安暴力殴打，昏迷了过去。
后来国俪堃被带到派出所，关押了三个小时。当天晚上，她与另外3人去医院看病，直到16日凌晨二三点钟才往家赶。她看到好多路口都设了卡子，都得绕，“都给封锁了”。
她说，“我从来没见过，我小时候天安门游行彩排都没那么设过卡子，那个大墩子，临时的。我都没见过那个样的，发光的，那大粗墩子全马路上都是，跟打仗似的。六四的时候我见过，但是这次比六四的情景还严重，特可怕，还有武警、特警，还有车。”
国俪堃看到，每个关卡有两辆警车、两辆武警的车，以及特警的车，共有六辆车。每个路口至少有6个全副武装的人，都穿着闪光服。
有一个人伸出手臂拦住了国俪堃她们的车，说是停车检查。国俪堃说“一查我们也老弱病残的，就说走吧，也没问我们什么，什么都不说。我问他们，人家不说，就说‘走吧走吧，赶快走，我们在执行公务’。”
国俪堃说当时的场面太可怕，街上都没有其它车辆，当时就他们一辆私家车在街上跑。让人感到可怕，就想着赶紧回家。
她断言“戒严绝对不是因为疫情，是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肯定有情况”。
我们在多次节目中都说过，中共内斗已经几乎公开化了。不知道国俪堃透露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与中共内斗有关。如果是，很可能又要有大事发生了。我们一起看大戏。
有疫苗先给非洲用，免除援非债务
昨天我们还在说，中共在世界各地大撒币7000多亿美金，而中国百姓却生活艰难，有的在绝望之下走上绝路。中共的做法是宁与友邦，不予家奴。
前天（1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方承诺“疫苗研发并投入使用后，将率先惠及非洲国家”。
赵立坚的话，明显是鹦鹉学舌，因为习近平在6月17日晚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已经讲过了。
习近平在会上宣布，中方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物资援助，“中方承诺，新冠（中共病毒）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
此外，习近平还宣布，“中方将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注意，是免除哦！600亿美金，不要了。怎么样？够大方吧？中国人用不着这么多钱，中共高官说了，“吃草都可以挺一年”。
中共作出了表态后，中国网民愤怒了。
有网民质问，“你们到底是非洲人的政府？还是中国人的政府？你们给老百姓的房贷能免点吗？现在有多少国人因为贷款家破人亡的，真是卖国行为。”
有网民说，“不寒而栗！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原来是黑人啊，黑人是马列子孙的老祖宗，一定要伺候好。”
还有网民说，“得罪了知识分子，得罪了记者，得罪了印度，得罪了澳大利亚，得罪了西方七国，得罪了全世界，一定要稳定非洲基本盘。不管他是什么，不然可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这是中共一石二鸟的计策。“如果成功了，就是收买的筹码；如果失败了，那就当小白鼠。”
纽约长岛大学经济学教授、系主任帕诺斯∙莫杜库塔斯（Panos Mourdoukoutas）表示，中共投资非洲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中共需要非洲在联合国的投票，并需要在非洲设立军事哨所。
港版国安法——中共耍流氓的保护伞
就在准备截稿的时候，我打开了邮箱，看到这么一个邮件。“你好，我是香港的中学生，虽然我年龄小，新闻中有些解说我也听不懂，但是这个新闻加深了我对时事的认识，了解了更多真相，谢谢你”。
看过这个邮件，说实话，我不是高兴，而是伤心了一阵。因为今天闭幕的中共人大常委会公布了港版国安法的草案内容。虽然会议还没有表决通过，但看中共杀气腾腾的样子，可能不会对香港放松控制。
公布的草案内容很长，只简单说一下。中共将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港首担任主席。委员会还要设立国安事务顾问，由中共政府指派，会对相关事务提供咨询意见。
另外，港府对危害国安案件有管辖权，但是必须由港首指定的法官负责处理。同时中共会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驻港国安公署会在“特定情形下”对“极少数”国安案件行使管辖权。
从这些内容来看，中共已经实实在在地控制了香港，绝不是危言耸听。它说香港特首担任国安会主席，表面上还是香港人“自治”。但谁都知道，香港特首的人选，都是北京当局指定的，这也是香港人要求真正双普选的问题根源。
这还不算，中共还在港首之上设立国安事务顾问，为相关事务提供咨询意见。什么是相关事务呢？草案没有说。这就意味着，事情的大与小，决定权是由这个顾问掌控。就是说，港首的处理如果让北京满意，那就是小事。如果港首的处理不能让北京满意，那就是大事。一个中共指定的港首已经是狼了，现在在狼的身上又骑上一个狈。
大陆有一个笑话。一个男人对人说，“我们家大事都是我说了算，小事聼我老婆的”。人家问他，“你们家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他说，“这个由我太太决定。”
还有，草案说港府对危害国安的案件有管辖权，但必须由港首指定法官处理。这就是明确说，废除了香港的司法独立。如果有反抗，驻港国安公署就会认为是“特定情况”，要直接插手处理。
说来说去，中共就是要给香港套上重重枷锁，夺走香港人所有的自由。这个港版国安法，就是中共的要在香港合法耍流氓的保护伞。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大纪元《新闻看点》制作组：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20/n1220093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