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控制疫情为由，大陆老百姓出行必须使用“健康码”，由于各地“一刀切”、朝令夕改的政策，各地曝出乱象。最近，有多名大陆法律学者的“健康码”突然“失灵”、“变色”，导致有的无法返京，有的差点被强制隔离，甚至有人“被出国”。

谢阳探张展母亲 健康码变成红色

为了掌握民众在疫情期间踪迹，中共采用“健康码”制度，监控“所有人”行踪，人人须透过微信、支付宝等App，由系统根据14天内足迹，发给“绿、黄、红”等级，民众出入公共场所、运输工具必须有“绿码”才能通行。

在中共采取“零容忍”防疫下，近日催生数以万计的“时空伴随者”。所谓“时空伴随者”是被官方不明就理地透过手机定位把人列为可疑接触者。民众就会收到官方简讯通知，其绿色健康码也变成带有警告性质的黄色码。

11月6日，中国维权律师谢阳原本由长沙到上海探望公民记者张展的母亲，但5日负责管控谢阳的长沙国保要求他取消行程，遭到他的拒绝。6日凌晨5点半，他赶到黄花机场，健康码变成了红色。

谢阳11月19日对大纪元记者说，“当时我很愤怒，但安检人员一看到我的码是红码，他立即就用对讲机呼唤同伴过来，并叫来了防疫人员，人越来越多，就过来了一台车，来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我根本就看不出来他们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恐惧。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能力把我完全控制，然后把我送到一个我根本就不知道的地方进行所谓的隔离。在这种情况下，我拔腿就跑，正好外面有一辆出租车，我就回家了。”谢阳说。

之后，谢阳担心长沙市岳麓街道阳光小区和居委会的人绑架他去隔离。于是，他把手机放在家里，然后一个人开车在外面躲避，到了晚上才回家。

这时，谢阳接到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他健康码的情况。

谢阳说，“我首先对他们进行了愤怒的指责，这个是国安人员干的事，14天之内我没有去过任何地方，没去过中高风险地区，这是国保一个赤裸裸的人身迫害。”“我的行动是一清二楚，你们完全可以通过大数据知道我的行踪。”

之后，社区里的防疫人员堵在他家门口，要求取样做核酸检测。“僵持了一段时间，我就同意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我就很清楚了，他们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谢阳说，果然7日的中午，他的健康码变为绿码了。

至于为何自己的健康码变为红码，并将他标记为“时空伴随者”。

事后，谢阳到省疾控中心、长沙市疾控中心交涉，对方指无法提供相关信息，并称这些信息保存在湖南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

“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变‘时空伴随者’了？这真的是非常可怕。在没有任何依据证明我是一个感染者，就直接变成了红码，我这个是第一例”，谢阳表示，一般是先变成黄码，然后居家隔离，而红码则是强制隔离的后果。

“把我从红码变成绿码，这也是违法”，谢阳表示，现在他要求长沙市卫建委给他出示一个“时空伴随者”的政策依据在哪里？事实依据在哪里？这两个部分，他会一直追问下去。

谢阳表示，中共通过这次疫情找到了一些控制异见人士的手段，它只要在健康码上做一点手脚，它不需要做其它的事情，只要修改下相关数据上的字符，就可以控制一个人，一个谎言可以控制一座城。

健康码“失灵” 王宇无法返京

半个月前，中国维权律师王宇到黑龙江牡丹江出差，因返京需用北京的“健康宝”，她11月5日尝试登入，发现到访地点只能选此轮疫情爆发的地区，导致她回不了北京，直至16日六中全会决议全文公布后才能登入，显示为绿码。

王宇11月17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的健康码不能登录北京健康宝。我14天内到过黑龙江牡丹江，根本就没去过哈尔滨和黑河。但它这个选项只有哈尔滨和黑河，没有其它地方可选。这不是耍流氓吗？”

“你如果不选的话，你就不能登录健康码，就不能去北京。如果选这个疫区的话，我的健康码就变成红或黄，也不能去北京。”她说。

每到敏感日子，北京异见人士、访民会被带走或“被旅游”。现在当局以疫情之名，就可以控制你的自由，不许你出京。

王宇表示，她这个事情发生在六中全会期间，主要是为了维稳；在特别的日子，北京有维稳的措施，一些国保、警察上岗，不允许一些维权人士出门。现在以疫情之由维稳，实质上是人为控制你的自由。

而王宇身在江苏的丈夫包龙军也碰到类似情况。包龙军对记者说，“我觉得是对有些人进行定向控制，如像谢阳的码突然变红，禁止他去上海；像我们行程码到访过敏感地区的话，我们回北京就很困难。”

“到哪里办案都不方便，到哪儿都得做核酸检测，花钱、花时间。以疫情之名，也就是它们阻挠我办案的借口，还显得冠冕堂皇。”包龙军说。

四川律师差点被“隔离”

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永11月10日要去陕西省商洛市中级法院开庭。

9日，他从成都搭乘高铁前往西安。当时，他的四川健康码显示绿码。但下车后，他的“绿码”竟变成了“红码”。

刘建永11月10日向《济南日报》表示，有防疫人员告诉他，只要是来自成都的乘客，申请的西安一码通都是黄码或红码，并要求他接受强制自费隔离。

“我在成都一直是绿码，怎么到了西安申请一码通就‘红’了，还好我‘闹’了一下，不然我现在可能就躺在商洛的隔离酒店里了。”刘建永说。

当时，刘建永向对方要隔离的法律文件，并称要起诉陕西省政府。经过几轮交涉，防疫人员终于让他买票返回成都，在上车前还被要求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当晚回到成都后，刘建永还收到了西安北站防疫人员的信息，确认他是否回到成都。

错误显示曾到菲律宾 法律学者遭强制居家隔离

此外，大陆法律学者谌洪果也遭遇类似的事。11月12日，他在公众微信号“大案在场”发文，详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11月11日上午10时，谌洪果乘搭高铁从低风险地区的山西运城市返回西安，到站下车后，行程码变了黄码，且健康码行程显示他14日内曾到过菲律宾。

他无奈地表示：“本以为最多10来分钟就解释完、查清并解决的问题，却把我带到车站隔离区，登记完，身份证收了。待了三个多小时。”

他表示，自己向区防疫部门申诉，接线人员却以“国家大数据不可能出错”为由，把他送返家中隔离。翌日经中国移动总部核查，行程码才变回绿色，菲律宾的行程才被取消。

今年2月，中共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疫情期间，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出 “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近9亿人。

最近，大陆多个城市正研究一码通用、多码融合，广州、上海等正推行健康码与乘车码绑定合一（多卡并一码）。

人权观察驻香港资深研究员王松莲对《明报》表示，（中共）政府搜集数据应符合“合法、合比例、必要”的国际人权标准，健康码全天候记录行踪，已明显严重侵犯人权；现时将所有数据合在一起，虽然不清楚每一部分数据的读取权限如何，但公安能读取所有信息，“用家（用户或使用者）基本上等同透明人”。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19/n133858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