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访美时，习近平神态轻松，他在洛杉矶湖人队的篮球赛现场和学生们聊天，还和球星“魔术师”约翰逊合了影。美国官员的结论是：习近平很可能继续致力于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并促进中国更紧密地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这一幕和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言辞形成鲜明对比。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说党必须“为和平时期的危险做好准备”，呼吁继续坚持“斗争精神”，美中关系陷入几十年来最低谷。

中共“熊猫外交”变成了“战狼外交”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为了发展经济，扭转共产主义在全球失败、以及六四后被西方制裁的不利局面，不断告诉西方领导人“中国（中共）即便将来强大了也不当头、不称霸”，这被总结为“韬光养晦”，现在看来完全是谎言。

在过去几十年，北京在宣传国家政治议程和形象时，对国内和国外观众摆出两幅面孔，两套标准，对内强硬、反美，对外则低调，被称为“熊猫外交”。

面对90年代盛行的“中国（中共）威胁论”认为，中共还特别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说法，北京一度援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软实力”之说，期望借文化攻势说服西方：中国（中共）是只可爱的熊猫，不是恶龙。

“这是软实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说，“熊猫非常可爱，惹人喜欢。”

他说，“所以它符合那种友谊外交形象。”

中共外交官在过去也偶尔闪现出好斗性，主要是在涉及核心利益之时，比如有争议的领土主张、达赖喇嘛的海外出访，以及所谓的“台独”等。

与国外同行相比，中共外交部通常被视为弱者，没法与权力更大的同级机构相提并论，比如在国内行使权力的国家安全部，以及监管利润丰厚行业的商务部。另一方面，外交部的工作往往也导致中共外交官遭到鹰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嘲讽质疑，他们将外交部称为“卖国部”。

这与今天的情况刚好相反，今天的中共外交部以强硬的战狼言论而闻名，逞口舌之快，树敌无数，甚至批评中共军队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过于“软弱”，中共国防部不满外交部的“话语风格“，向习近平告状，指不愿为“战狼”树敌负责，并“拒绝打战”。

中共暴露出全球野心

进入2000年后，中共的“韬光养晦”开始瓦解，转折点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中共评估西方国家将陷入长期衰退，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那时起，北京外交开始推销“中共模式”。

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 Russel）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雷曼兄弟倒闭后的头两年里，他从中（共）国得到的信息表明，中（共）国人变得傲慢和自大，有一点自鸣得意和居高临下的感觉，认为美国成了没穿衣服的国王，金融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致命弱点”。而中国正在渡过难关，拉动全球经济列车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2012年提出了“中国梦”，这意味着中（共）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当全球领导者。同年，习近平首次提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即“东升西降”委婉语，并试图与美国建立“大国关系”。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共启动了更大胆的计划，寻求在亚洲建立中共区域霸权。2016年后，习近平又调整战略，将在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赶超美国，作为其最终目标。

2012年以来，在第一个任期内，习近平把外交部的预算增加了一倍，并设立协调机构集中管理控制，习针对外交事务的讲话，比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位其他总书记都要多。一份2015年的研究发现，中共每年在对外宣传上注入的资金，至少达到100亿美元。

近年来，习近平执掌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成为外交事务的主要决策机构。习近平还开始亲自参与某些关键外交岗位的人事任命，并弱化了外交部的政策制定职能。

2019年，习近平亲自下达指示，要求外交官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必须立场强硬展现“斗争精神”。同年，没有外交经验的意识形态专家齐玉，被不同寻常地任命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强调要忠实执行习近平的议程，并重申了要有“战斗精神”。

习近平还亲自选定了有“战斗精神”的秦刚，出任中共驻美大使，取代被认为性格过于温和、无法与美国人打交道的郑泽光。

习近平在外交上的一些做法，是前任领导人不可想像的。比如，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系列填海造岛并派驻军队，推动取消联合国决议中所有涉及普世人权的内容，在全球南半球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以替代自由市场和民主治理的“华盛顿共识”等。

习近平一系列外交举措，使得中国的形象下滑。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于今年初对中国好感度的调查发现，全球19个国家（地区）的2.4525万民众中，82%的美国人和80%的韩国人对（中共治下的）中国持负面看法，美国、德国、韩国、加拿大等国对（中共治下的）中国的好感度降至实施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妮-马里‧布雷迪（Anne-Marie Brady）说：“是习近平政府改变了中美关系，而不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需要对习政府有清醒现实的认识，正如习政府也对他们这些政府有清醒现实的认识。”

中共外交官“斗争精神”的由来

习近平在2019年秋季中央党校讲话中，“斗争”一词出现多达58次，比如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等，在二十大上，这一说法被正式纳入《党章》。

赵立坚是外交部首批征战网络、开设推特账户的外交“战狼”之一，2019年在巴基斯坦任职时，发推质疑美国对中共新疆暴行的谴责，引起了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的回应，她以为赵在美国，呼吁中共大使崔天凯把赵送回中国。由于赖斯有可能在美国下届政府任职，崔天凯很快就发推给赖斯，称赵立坚的言论不代表中共政府，但不久崔天凯删去了推文。

在过去，赵立坚的推文可能被视为外交事故，被指责和解职，但现在时代不同了，习近平已经要求外交官要具有“斗争精神”。赵立坚不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一路提升至外交部发言人。受赵的鼓舞，2019年下半年，有60多个中共外交官在推特上开来账号。

专门研究中共外交的彭博社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认为，中共外交官很少被赋予自由谈判的独立性，通常会重复预先批准的谈话要点，因此这种行为通常被看作是无理取闹，并肯定是无效的。

由于外交官不能有效地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角色和期望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把精力从提高外交技巧，转移到能博取上级青睐的“战狼”言辞上。这种反常激励结构产生的不是熟练外交官，而是一大群宣传喉舌，最终变为国际上的强烈反对。

中共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曾在瑞典公共广播电台威胁说：“我们以美酒待朋友，但对敌人，我们有猎枪。”这一评论引起了瑞典政界人士和国际观察员的强烈谴责。

马丁认为，中共外交一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有时表现强硬，有时又表现什么都可以商量。

马丁还表示，特别是在那些中共与世界发生冲突最频繁的时期，中共外交官更有可能关注他们如何能够保持安全，并站在中共政治制度正确这一边，而不是关注他们的行动是否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

拉塞尔认为，从根本上说，中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共领导层对待权力的方式，是非常列宁主义的。在政治上、文化上、战略上，它们崇尚权力，蔑视弱点。因此，如果美国方面表现出软弱，中共就会产生蔑视、某种自信和侵略性。中共充满机会主义，有了空间，它们就会实施占领。

（本文参考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连线中国》《美国之音》等相关报导）：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1/13/n138651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