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举行还有半个月，有消息指当局可能在这次会议上推出新一轮财税改革。多名经济学家指出，当前中共从中央到地方财政都很缺钱，企业要恢复元气则需要减税。而当局可能调整财政事权暂缓危机，但最终仍可能走上变相加税的道路。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推迟大半年后，即将于7月15日至18日举行。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日前报导称，政治局6月27日开会，听取了中共中央所谓“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暗示当局正在计划实施“重大改革”。

然而，一位参与了三中全会意见征询的专家日前却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推测，三中全会只会推出一些“看上去宏大”实际空洞的纲领性政策文件，但不会真正去进行“涉及制度层面的改革”。

不过，鉴于中国当前在经济、金融等方面正面临一系列危机，外界普遍预测，财税改革将会是三中全会上必不可少的议题。

路透社6月21日引述未具名的中国政策顾问透露，三中全会将针对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事权上失衡的问题进行一定调整，中央可能会将消费税全数划分给地方，并让地方保留增值税比例比现行的50%更多一点，让已经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得到缓解。若三中全会通过相关方案，地方税收一年或可增加约2～5万亿人民币，对地方财政算是给予了“小补”。

美国之音6月30日就中国财税将如何改革的话题，采访了海内外多名经济、金融学家。有金融专家指出在税基大量流失，各级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调整一下中央和地方的税收事权，从中央均出来的这点小钱，解救不了深陷债务危机的地方财政。

金融学家们认为，唯有减税才能让企业和个人有钱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同时还应该大砍“吃皇粮”的公务员队伍，紧缩财政支出。但是，在中国税收连年锐减、央地都缺钱的形势下，北京最终当局恐怕会走上“逆改革”的道路，在三中全会后反而变相加税。

例如：身在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就以书面方式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要有财税改革，对企业降税、减税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额应该是大方向，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才会起到真正促进作用。”

王欣认为，本届三中全会最应该讨论的是减税和缩减政府规模，“减少吃财政人数”的问题。他表示，中国应改革税种，让平均税率下调；个税若提高起征额，可减少中下阶层的税赋负担，提升消费。

但他同时也表示，虽然减税才是良方，但根据过去的经验往往是“事与愿违”，三中全会后，当局恐怕还是会行走上“逆改革”的道路，巧立名目变相加税。

近几年，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高，加上最近三年中共病毒疫情（COVID-19）大爆发期间，中共当局实施了严厉的封锁政策，结果促使大批外企外资在疫情封控结束后，纷纷将供应链或资金撤离中国大陆。

另一方面，饱受监管政策打击的中国民营企业，在疫情封锁结束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的情况下，又遭地方政府绞尽脑汁地找茬罚款，追缴税款，甚至不惜倒查二三十年。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段，导致不少民企被迫裁员、缩减生产规模，甚至破产倒闭，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形成恶性循环。

据中国财政部6月24日发布的统计，中国1～5月的公共预算收入（含税收和规费等非税收入）为9.7万亿人民币，但同期的支出却达10.8万亿人民币，支出已明显高于收入。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本周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中共当局可能会靠印钞和加税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

他分析说，三中全会晚了近一年才召开，说明中共当局“迟迟找不出有效的经济对策”。随着经济下行，中国财政恶化，中共最终靠印钞和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概率很高。由于宽松货币政策容易引发通胀，中共应会谨慎为之；但在加水方面，地方政府近期已经开始锁定部分民企查税、补税，就是一种变相的加税，未来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也不足为奇。

谢田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财政恶化的真正原因在于贪官太多，“吃皇粮的公务员队伍”太庞大。

他说：“很多人在问，中国印了这么多钱，超发了几百万亿的货币都去哪里了？好像大家都没钱，政府也没钱，企业也没钱，还发长期国债、50年的长期国债，那这些钱去哪里去了？我的解释就是，进入贪官的小金库去了。”

谢田表示，中国官、红二代等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太多财富，“杀贪济国”才是真改革；而中国“吃皇粮”的官僚体系太大，也应缩减一半规模，减少对财政的负担。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金融学者也表示，中共于三中全会后加税的可能性很高，或扩大征税范围、或调整结构性税率来提高平均税率，但手法“应该很含蓄的，让老百姓感觉不出来”，以免带来政治压力。

这位学者对美国之音坦言，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根子都在政治问题”。北京当局虽然“改革开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却一直在往反方向在走，“实际上是在逆改革开放”。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4/06/30/a1038935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