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从事IT行业。2012年5月初，他在翻墙查阅资料时，偶然看见了“六四”事件的纪录片，包括军队开枪镇压的画面，感到冲击很大。由于视频声音很大，门外邻居开始议论此事。他跟邻居交换看法，并展开辩论，不料被邻居举报。
“一切的起点就是因为我在公开场合谈论了‘六四’。”周晓回忆，警察先联系到他的家人，威逼利诱，恐吓他的家人，要是不把我噤声，关进精神病医院里去的话，就会让家人也付出代价。
“我母亲还有外公吓傻了，就（配合警察）把我给关进去了。警察、居委会还教我家人怎么去申请精神残疾证，告诉家人说这样可以申请低保，每月有一千块钱，我家人就同意了。”
周晓告诉记者，他自幼父母离异，被外公收养。这样一来，母亲给他办理了二级精神残疾证，成了他的监护人。然而，周晓在中国的正常生活路却被堵死了。
“我去找工作，人事部门在网上把我的身份证号输入一查，就说：你怎么有残疾症啊？我就傻眼了。居委会彻底把我的活路给封死了。”他说，“我偷偷地打工，找个不要交社保的工作，这样还做满一年的。”
周晓在日本近照。（本人提供）
捆绑 电击 抽血…… 精神病院成最凶狠维稳机器
周晓曾经二次被投入无锡精神卫生中心，即原无锡市同仁康复医院、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是中国江苏省的一所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
2012年5月25日中午，三个警察突然闯入他家，将他抓捕，没出示任何法律文件。他上了警车，家人上了另外一辆车，被带到无锡精神卫生中心，办理了住院手续。被告知只有在医院、警察、居委会三方同意才可以出去。
他提问：为啥不将我关进监狱呢？得到的答案是，警察也怕麻烦，因为管辖范围内出现反共人士，会被上级部门视为工作失误，遭到责罚，所以才将他关进医院。因为一个精神病人的言论是不会被认真看待的，同时也可以让人失去自由。
周晓告诉记者，精神病院里面非常恐怖。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吃药、吃饭、睡觉，吃了药就感觉昏昏沉沉，老想睡觉。他被关在楼上四个月，没有放风，从来不会放他们出去的。一级病房是小病房，里面关四五个人，大病房关二三十个人。
周晓被捆绑了多次。他说，“只要你言语上有抵触情绪，医生就会说：他发病了，绑起来！他们叫保护性约束，就是用约束带捆起来。每次捆绑都会持续12小时，四肢固定在床上。”
他还被电击五次。“那个叫ECT电休克治疗，就是等于把大脑重启一次。有一个头环像一把紧箍咒一样的套在我的脑袋上，然后它开关一开，我就失去意识了。”
几个小时后，周晓从噩梦中醒来，想不起来为什么自己躺在病房里？慢慢记忆恢复了才想起来了，原来是被电击了。“电的过程就几分钟，我们排着队电的。前面一个人我看着他躺在那，帘子一拉，推出来那个人满脸通红躺在担架上。”
在他住院的那段时间，病区里死了3个人，有一个老爷子是病死的，还有一个人是被打死的，还有一个消失了。
“护工会打人。那些护工都是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打人。但是相比护工，我觉得那些护士年纪轻轻的，内心极其狠毒，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的。有一个护工讲过一句话：就是习近平进来，他也吃不了兜着走！”
“那个人年纪也快60岁了，他反抗，打了医生一耳光，五个护工上来打他、教训他，打着打着他就发病了，他本来就有心脏病。我亲眼看到的，持续了有二十多分钟。”
由于他们都在一级病房，护士看着，不允许他们互相之间讲话，所以周晓甚至不知道他姓什么。“他进来也就关了三四天出了这个事。”周晓说。
2015年第二次住院是因为他跟母亲吵架了，母亲叫了警察。三个月后，同母异父的弟弟结婚，他才得以出院。
“2015年那次，每天都有不同的人送进来，都是警察押着过来。医院还对我们抽血，年轻人反反复复的抽血，老年人不会抽血，他专抽年轻人，这个很明显就是在做器官配型。”周晓认为，精神病院跟当地政府和警方是利益捆绑关系，这些病人都成了潜在的活摘器官供体。
他表示，中共这个维稳机器里面最凶狠、最核心的，就是精神病院，如果没有精神病院它管不住老百姓的。监狱里面走流程的，它还要装作挂羊头卖狗肉，人权这个东西还要装一下，但精神病院它装都不用装，任人宰割。
据明慧网报导，无锡法轮功学员戴礼娟被无锡610、国保恶警多次绑架，曾在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强行注射不明药物，之后便精神恍惚，全身瘫痪。于2011年3月28日含冤离世，年仅四十九岁。
江苏无锡市“反X教协会”还声称，自筹科研资金三十万元，向省、市社科联、科技局申报配套经费十七万元，联手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开展《心理矫治疗法在“法轮功”痴迷人员教育转化中的运用》的课题研究。这种“心理矫治疗法”，被外界认为就是假科学名义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药物迫害。
“它没有底线的，它越来越邪恶，以后共产党会更加邪恶。”周晓说。
两次逃离中国大陆
周晓很庆幸自己能够逃离中国大陆。2015年，他偷偷办理了护照。之后的澳洲签证也比较顺利。
为什么能顺利办下护照？周晓分析，中共的制度是很矛盾的，自身的系统很荒谬，就是很多部门互相矛盾的。他在中国残联里被标注为精神病人，但是把一个人加进边控名单，至少省公安厅才有这个权限。
2017年6月4日，湖南常德的警察突然闯入周晓家中，搜查电脑，取走了硬盘。这一天正好是“六四事件发生的日子”，后来周晓得知，当地还有其他人也被搜查了，因为警察希望知道他电脑里有什么。
2017年6月4日，湖南常德的警察突然上门搜查周晓的电脑。（受访者提供）
回国的第一天，他就开始计划第二次出逃了。外公是党员，他的护照交由外公保管，周晓趁着去他家里吃饭的机会，恰好那天外公有事要出门，他翻到护照拿了就走了。他通过旅行社办理的签证也没有邮寄到家，由周晓直接到上海来取，然后直飞日本。
2019年4月17日，周晓抵达日本。之后周晓把他7年来遭遇迫害的事实，全部举报给了北京中央政府监察部，但没有任何效果，举报内容反而被转发到了无锡警察那里，引起了他们的激烈报复。
当地警察曾派人到上海追捕周晓，他被明确告知已被列入海关黑名单，一旦回国立即送往精神病院。
由于日本难民认定程序非常严苛，2020年12月，周晓的政治庇护申请被拒绝了。所幸他具有计算机技能，在日本申请了工作签证。
“刚来日本的时候很艰难。”他说，“我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之后，我才是豁出去了，我想着：就算有一天我被送回去，死在医院里，我的故事流传在网络上，流传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也死得其所。就怕我无声无息地死在医院里。我就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态，把它曝光出来，让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中共有多么的邪恶。”
记者致电无锡精神卫生中心，向总值班室询问关于打人、死人、器官移植等事项，对方连称不清楚，让记者找办公室联系到现场观察。
（新唐人：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8/16/n1431260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