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调侃说：“中国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道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可悲的现实处境。

经济衰退 政府“关爱”民企

近期，由于美中贸易战的冲击，中国经济出现大衰退，陷入重重危机。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民营企业，也罕见受到政府的“关爱”。

去年11月，习近平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表示要支持民营经济继续壮大、不能弱化。随后，中共最高法院发布了《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高院和高检也先后表示，要平反一批民营企业家冤案，慎抓民营企业家，慎封其财产。

不过，现居美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马永田认为，中共所谓的“平反”，以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并不是真心的。“当局现在当然还是要扶持民营企业家，缓解社会经济萧条，还有缓解就业问题。但这种缓解，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

贸易战开打后不久，中国就爆发民企“倒闭潮”。中国门户网站网易2018年10月刊文称，去年上半年，国内有504万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超过200万。这些企业中多数为民营企业。

刚刚进入2019年，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又爆出“注销潮”，每天在媒体登记注销的中小微企业超过2000家。

经济萧条导致就业市场恶化，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去年有740万农民工返乡，外界指这些农民工都是因失业被迫从城市返回家乡。

日媒披露，迄今为止，中国实际失业人数高达2000万。

而且，随着贸易战导致产业链从中国迁出，外企陆续撤资，这股失业潮会愈演愈烈。北京目前已公开把“稳就业”作为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利润也在严重下降。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民营企业利润总额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3，下降至2018年的1/4。

中国经济陷入危机，政府开始松绑民企。近期，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从多部委到官媒，密集发声“纾困”民营企业政策。外媒称，中国民企似乎与国企一同成了政府的“亲儿子”。

但评论人士认为这只是中共惯用的花招，中共对民营企业就像割韭菜一样，一旦民营企业家暴富，都难免成为中共公有制砧板上待宰的肥猪。

中共三招吞噬民企

《大纪元》曾分析说，中共利用“明枪”（将企业家入罪）、“暗箭”（用各种行政手段让民企倒闭）和“软刀子”（加重民企税务和社保支出的经济政策）三大手段，吞噬民营经济。

有财经人士批评，中共对民营企业就像割韭菜一样，民企实在是被收割得够呛，税务稽查风暴，社保检查浪潮，环保一刀切，股票质押爆仓，银行收缩贷款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还要叠加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原材料价格暴涨，民企压根连生存空间都没有。

更让中国民营企业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北京正在推行“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中共体制内多名学者公开批评，“国企混改”实质就是变相的用国企吞并民企。

时评人士文昭分析说，一旦中共财政走向匮乏，政府钱越来越不够花，就会对私营企业下手，大规模地“杀猪拔毛”。

平反政策是“空头支票”

身在加州的民营企业家肖运军认为，中国经济大萧条是“平反政策”的真实背景。但他对这些政策完全不信任，“其实它就是一张空头支票，当局没有落实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企业家的资产就是得到平反，也没法还给他们；还有，制造冤假错案的法官、公安，当局都没有追究。”

中国经济学家盛洪发表文章指出，在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方面，多少文件都不如一个案例。近来的一些案例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家所处的法治环境，并没有改善。

甘肃民营企业家赵守帅在被错误关押11年、上亿资产被非法剥夺后，去年7月被法院判为无罪。去年年底，他向政府提交的21亿元国家赔偿申请，除了人身自由赔偿外，大部分财产损失赔偿被驳回。

与赵守帅几乎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左安一被错误关押5年，虽然被改判无罪，但他的40亿资产至今没有得到赔偿。

企业家深陷法律“地雷阵”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家仍然普遍感到不安。身在美国的经济学者秦伟平认为，一个公平的法治环境对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非常重要，“如果市场缺少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特别是恶劣的司法，还有公权力老是介入市场运营，这样的话，企业家根本就没有安全感，这是很大的一个隐患。”

网路上曾有文章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表面上看，他们风光无限——拥有令人艳羡的财富、庞大的企业团队、尽可能多的政治光环，还可能拥有一本或几本外国护照；但是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都陷于日益强烈的焦虑之中。

在中国，很多企业家不得不依附于权贵，成为中共权贵官员的附庸，甚至成为现代“家奴”。他们却往往因此被卷入中共官场权斗的漩涡。一个官员倒下，便会随之倒下一大批与之有关联的民企，如薄熙来之徐明，刘铁男之倪日涛，刘志军之丁书苗。

大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曾在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企业家似乎身处法律的“地雷阵”中，“一不小心您就会锒铛入狱”。

他总结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十宗罪，1、虚报注册资本；2、虚假出资罪；3、抽逃出资罪；4、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5、私分国有资产罪；6、集资诈骗罪；7、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8、高利转贷罪；9、虚报破产罪；10、非法经营罪。

孙大午说：“一旦碰了政治稳定的高压线，某些特权是可以先抓人后找罪名的，官贵民贱，在有些人那里厉害着呢。”

中国著名律师陈有西去年曾对外界指出，如果不改变目前中国的法治状况，中国民营企业家永远都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富豪榜”沦为“杀猪榜”

中共改革开放40年来，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的富豪。然而，在一次次的经济周期和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这部分通过官商勾结、钱权交易而先富起来的红顶商人们，很难安稳的渡过后半生或下半场，往往沦为中共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犹如肥猪一样频频被宰杀。因此，坊间常常把中国的“富豪榜”戏称为“杀猪榜”。

南德集团原总裁牟其中，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自1971年至今曾三次入狱。

华晨中国汽车公司原董事长兼总裁仰融，曾打造出资产高达到300亿人民币的华晨系，在2001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仰融以70亿元的资产名列第三，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鳄。2002年10月21日，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逮捕。

广东汕头人黄光裕，一手打造出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位居全球商业连锁22位。在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一，身家最高达到430亿。2010年，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判刑14年。

原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是典型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例子。2005年，徐明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八。2011年，在胡润机构发布的首个《东北财富报告》中，徐明以130亿元资产位列第五。但是，2012年，徐明因为薄熙来事件被判刑，并卒死狱中。

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被指开启了一个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淘宝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支付宝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余额宝倒逼了银行的改革。

然而，喊出“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马云，在遭遇四大国有银行联合封杀后，也遭到高层持续不断的打压。蚂蚁金服被央行约谈；花呗借呗被关停；蚂蚁基金被叫停；天弘基金利率一再突破新低……支付宝被上交给国家。

去年急流勇退，宣布将退职的马云曾在俄罗斯回答观众提问时表示：“我最大的错误是后悔创建了阿里巴巴。”
马云还曾直言：“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事实也是。历史也是”。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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