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C调查报告结果简述
这份报告是外国记者协会（FCCC）基于对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204名成员的问卷，其中109人给予了回应。受访记者中，没有一位认为去年的报导环境有所改善。
FCCC在报告中说，调查结果描述了近年来中国境内报导环境最黑暗的一面。受访记者透露，中共当局使用监控措施，企图让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消息人士噤声。2018年再次发生一位驻华记者因被中共拒绝续签记者证而被“有效驱逐”的事件。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的中国分社社长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n）因对新疆再教育营一事进行了突破性的报导而被“驱逐”出中国。
此外，外国媒体的中国助手和消息人士所受到的中共当局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调查显示，55%的受访记者表示，去年的报导环境恶化，这是自2011年以来最大的比例，当时外国媒体对亲民主抗议的报导引发了中共政府的强烈反对。
报告说，外国记者在中国普遍遭到监控和其它形式的干扰。有91%的受访记者担心他们手机的安全性；66%为住所和办公室内的监控而担忧；48%表示，他们被跟踪，或者意识到他们所在的旅馆房间未经许可便遭到入侵。
“在日常的基础上，现在的情况比过去20年更糟”，一家美国新闻机构的一位主管说，“在过去，有打压，但你知道原因，并期望他们结束。而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是一个新常态。”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无论是人员监控还是数字监控都对他们的报导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外，尽管中共官方规定允许记者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任何地方旅行，但中共当局已经告诉许多记者，对政府认为敏感的某些领域，例如新疆地区，禁止或限制报导。
报告还提到，中共对新疆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再教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而到那里旅行的记者都会被明显地跟踪，并被阻挡进入一定的地区，以及被施压删除他们报导材料的内容，一些记者甚至被拒绝入住酒店。
报告还说，调查显示，中共当局通过拒绝给外国记者续发签证的做法，越来越频繁地、直接地逼迫他们出境。在2018年，中共政府向一部分但数量不断增加的记者签发了短期签证，显然是报复令中共政府感到不安的新闻报导。多名记者仅仅获得了三个月的签证。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他在提交申请六周后获得了有效期仅三个月的记者证。这进一步加剧了FCCC对中共当局正在惩罚性采取此类措施的担忧。
报告引述美国之音驻中国部首席记者Bill Ide的话说：“这是骚扰”，该部记者Yibing Feng只得到了六个月的签证而不是通常的一年。
“他们试图发出一个警讯，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个警讯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多次要求他们具体说明缩短签证期限的原因，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明确的解释。” Ide说。
外国记者讲述在华报导经历
FCCC在报告中引述了一些受调查记者的陈述。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在报导政府事件期间，酒店房间频繁“被清洁”，尽管他们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并向酒店经理提出了要求。
澳洲广播公司（ABC）记者Matthew Carney说：“我目击到，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的文件被移动，我也实际上看到他们在我的Gmail信箱中打开和关闭文件。事发在凌晨2点。我的住所、办公室、手机以及所有的通讯应用程序：微信、Gmail、澳洲广播公司的邮件等都受到非常高级别的监控。”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Nathan VanderKlippe表示：“在不到1600公里的路途中，我受到至少9辆汽车和20人的跟踪，大多数人拒绝亮明身份或他们所在的机构。我也受到逮捕威胁，有持枪警察靠近我的车，让我把双手放在车外。我曾数次被拘留。一名警察抓住我的相机，强行删除里面的照片。”
另一位西方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被带走，并被告知，风太大，不能在高速路上继续前进，但数百辆汽车正在照常行驶。”
一名欧洲媒体机构的记者表示，10名持枪警察在午夜拜访其酒店房间，要求获知其采访计划，“并坚持让我给他们一份我的行程和所计划的采访”。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Kathy Long表示，她的手机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被干扰，她在电话中听到自己的通话录音被回放，而不是与她通话的人的声音。
《华尔街日报》记者Josh Chin表示，在讨论政治敏感议题时，多次发生通话被切断。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Yuan Yang说：“警察告诉我，他们知道我正组织的一个社交活动。”
日本通通社的Tomoyuki Tachikawa表示，“当我在微信上通过一个群组和同事们分享政治敏感信息时，微信短信有时神秘地从我的手机上消失。”
FCCC在报告中说，监控范围的扩大意味着记者在个人生活中受到恐吓，无法联系消息人士，甚至在一些地区根本无法进行报导。
澳洲广播电台的Bill Birtles说：“我们（三人组成的电视工作组）前往河北文安县进行有关塑料回收的报导，半个小时内就有一名地方官员和一些保安人员及其他几名便衣男子向我们迎面开来。这名地方官告诉我们说，他们寻遍整个县找我们，后来借助监控摄像头知道我们的位置。” Birtles透露，这些人要确保将他们赶出该县，使他们不能进行报导。
法新社的Becky Davis说，他们的大部分报导旅行都要在有可能被阻止或被拘留之前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为了避免完全空手而归，我们有可能会安排些更加容易的、敏感性不那么强的话题先做。”
Davis还说，一次在去宁夏的路上，因担心消息泄漏给采访对象带来麻烦，她不得不彻底放弃了一个选题。
一家美国新闻机构驻华分社的社长表示，“有多次在处理敏感报导时，我到办公室，电脑根本不启动，我的记者在做一位人权律师的审判报导时电脑也出现问题。”
报告说，调查发现，当局已经采用大量手段监控和阻挠新疆的报导。例如，在喀什市，产经新闻驻华分社社长Kinya Fujimoto被三家通常接待外国客人的旅馆拒绝入住。他最后不得不在一家卡拉OK厅容身，直到警察来直接把他带到警察指定的旅馆。
图为山东省济南市火车站广场入口处，一根杆子上安装了9个摄像头，形如「葡萄串」。
(大纪元资料室）
FCCC的调查中，有26名受访记者表示至少有一次前往新疆进行采访。这26名记者中，96%表示明显被跟踪过，79%被要求或强迫删除数据，63%发现他们的采访明显被监控，58%被扣押或有同事被扣押，58%被禁止进入公共领域。
此外，10位记者说他们的采访活动被打断；7人被拒绝入住酒店；3人的设备被没收或毁坏；2人目击酒店房间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被人“入侵”。
一家西方新闻机构的记者说：“在两次去新疆的旅行中，我的同事和我无论走到哪儿，都有至少一辆汽车跟着。而在一定地点，人数还会成倍增加，除当地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外，还包括便衣警察、穿制服的警察和防暴警察。他们阻止我们走得更远，并禁止我们拍照或摄像，以及坚持要查看我们的摄像，要求我们删除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任何内容。”
这位记者还说，在喀什，他们预订了两家不同旅店的客房，并收到了预订确认，但在他们到达后，拿出护照，却被以各种理由告知房间已满。当被追问后，一位旅店经理胆怯地承认，他刚接到当局的电话，要求他拒绝他们的住宿。“当我们最终住入旅馆后，警察和宣传人员出现在旅馆的大厅内‘欢迎’我们到这个地区。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一名警察穿着旅馆人员的制服，站在服务前台。当我们认出他的时候，他显然觉得很尴尬。”这位记者说。
FCCC主席萨贝格（Hanna Sahlberg）在报告中表示：“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在2018年的经历表明，（中共）当局在使用监控方面正变得越来越诡辩。更广泛的监控和对消息人士的压力，让记者们甚至无法抵达新闻现场。”
中国报导环境持续恶化
萨贝格认为，这种报导环境所将带来的一个风险是，连外国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回避报导某些被认为是过于“麻烦”或代价太高的事件。而这些趋势正与FCCC希望外国媒体在中国真正能够获得开放的报导环境、覆盖中国新闻的愿望相悖。
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Tom Mitchell说：“整体（报导）气候持续恶化，到了我们真的担心联系人和研究人员安全的程度。” “这是自我2000年在中国或香港担任记者的这些年来，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时候。”
一家法国媒体说，中共驻巴黎大使馆“建议”该媒体不要申请去中国的签证，因为他们做了有关中共对非洲联盟总部进行间谍行为的报导。“这使得我们‘不受欢迎’”，这家媒体说。
法国《世界报》（Le Monde）去年1月份曾发布一项调查指出，由中国公司建造的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非洲联盟（AU）总部的机密数据每晚都被发往上海，持续了五年之久。中共被指是幕后操手。
责任编辑：林妍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30/n1101311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