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全世界最密不透风的“防火长城”，使用翻墙软件绕过网际网络审查叫“精神翻墙”，离开中国便是身心都在他国的“肉身翻墙”。
把一家人连根拔起，移居陌生的异乡绝非易事，但在一些中国人看来，却也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
为了安全，也为了逃避可怕的洗脑
1月13日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邱孝斌觉得他和家人终于踏实了，不用再活得提心吊胆了。
邱孝斌，1983年生人，是一名来自湖南浏阳的个体商户。2019年，他学会了用VPN上网。活了30多年，他第一次有机会看到“防火长城”外面的世界，也第一听说了董瑶琼这个名字。
2018年7月4日，上海街头，时年28岁的湖南株洲女子董瑶琼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画像泼洒黑色墨汁，喊出“反对习近平独裁”。在与外界失联数日后，她被送进株洲市三医院精神科。
邱孝斌听说“泼墨女孩事件”时，董瑶琼已经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受到当局全天候监控。
“我觉得太不人道了，所以去年10月份我就去声援她，”邱孝斌对美国之音说。
他和朋友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株洲市三医院，在门口举着自制的标语牌，上书：言论自由无罪，立即释放董瑶琼，拒绝被精神病。仅十几分钟的工夫，他就被带上警车，送到派出所。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他拘押10天。
那次事件后，邱孝斌又听说，同样来自湖南的80后维权人士，曾举牌要求习近平、李克强下台的王美余一个多前在衡阳看守所里离奇死亡。
“我被关了十天以后，惊出一身冷汗，居然有人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被整死了，”他说，
他觉得后怕：“我没办法保证，下次我还不会进去，上次是寻衅滋事，没准下次我就颠覆国家政权了。这种后果是我，包括我的家庭没办法承受的。”
邱孝斌的妻子是长沙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踩到政治红线，对于各种社会不公只能无可奈何。
几天前，长沙律师协会还在微信群里发了通知：“禁止律师鼓励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禁止让当事人公开政府信息；不得鼓动当事人向政府追究责任”。
“就连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都不让你有，有的话，你就不要混了，饭碗就给你砸了，”邱孝斌对美国之音说，“她不敢接（敏感案子），只能选择肉身翻墙。”
让这家人铁下心肉身翻墙的另一个原因，是无法忍受中国对下一代的洗脑。邱孝斌有三个女儿，两个在读小学。
他清楚地记得，去年“国殇日”，也就是中国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设立的国家公祭日，学校接连几天都在大搞仇日活动。
一天，大女儿带同学回家玩。那个同学说：“日本人坏死了，我将来长大以后要把日本人杀光。”
这样的话从一个四年级的小女孩口中说出，邱孝斌想，“哇，这也太恐怖了吧”。
去年夏天，香港暴发“反送中”抗争后，女儿班上的老师对孩子们讲，“那些香港人是暴徒”；美中贸易战升级时，老师又说，“美国人也坏死了”。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永远不知道反思，永远只知道仇恨？”邱孝斌问他大女儿，也问他自己。
来到美国后，他眼看着中国的舆论导向越来越激进。他的微信被封了三次，和“墙内”人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彼此都觉得对方被洗了脑，亲戚朋友间常常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我觉得我们出来这个决定真是太正确了，”邱孝斌说。
为了光明，也为了逃避不断的劫难
程万里一家也是1月抵达美国的。让这位35岁的中国南方城市外企前区域市场主管下定决心肉身翻墙的原因也是孩子。
2019年上半年的一天，他5岁的女儿从私立幼儿园回来，很开心地给他唱一些红歌，还画起了天安门和习近平的像。
“我当时非常吃惊，我花那么多钱，一个月3000多块钱，在珠海算是很多钱了，小孩子就受这样的教育。我非常痛苦，”程万里说。
程万里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他出生在江西永兴县，那是中共秋收暴动失败后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党指挥枪”的地方。
“我们那个地方非常穷，搞革命的地方都是很穷、很落后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子里，程万里的爷爷算是过得好的，结果就在上世纪50年代中共划分成分时成了“地主”，也就是“地富反坏右”中的一员。作为地主的“狗崽子”，父亲那辈失去了读书的权利。
1985年程万里出生时，中国虽然已经告别了划分成分的年代，一家人却只能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在他童年仅有的几张照片中，他和弟弟赤脚站在家门口的黄土地上，目光忧郁地望着镜头。
读书成了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程万里一步步艰苦走过，直到2009年进入珠海一家德资化工企业做技术员。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公司的网络直接连的外线，我可以自由地上谷歌，如获至宝，”程万里说。
他如饥似渴地查找“土改”、“文化大革命”等中共政治运动的历史。他想知道父辈们走过了怎样的从前。
“其实我们回顾起来看，从我祖父开始到我父亲，我们每一辈都生活在得像在坐过山车。”程万里对美国之音说。“保不定什么时候，哪一次运动也好，哪一次事故也好，你就会掉在里面，那你就跟入地狱什么差别。”
从SARS、三鹿奶粉案、毒疫苗……程万里说，中国的老百姓因为缺乏知情权，遭受的磨难不胜枚举。现在肆虐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更让全世界的百姓也成为受害者。
“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就完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就像中国和朝鲜一样，”他说。“我不希望我的小孩也像我和我的父辈一样，生活在那样完全黑暗的社会里，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未来。”
他很庆幸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开放的网际网络，不然自己“很可能也就浑浑噩噩了”。后来尽管换了工作，不再有这样的条件，他说，“但这一切已经阻挡不了我去翻墙，持续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了”。
程万里认为，自己在中国绝对算个异类。“我身边1000个人中，有一个人跟我想法一样就不错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岁月静好。
他曾经向一位同事传授如何“翻墙”。一个星期后，他问对方感受如何。那个同事说：“不敢翻了，不敢翻了，这个太恐怖了。”
“他真的就不敢翻了，自己给自己建堵墙，”程万里说。“我对整个中国社会非常失望”，“我觉得没得救的。”
必须得走！“我们不能再死在他们手里”
76岁的“老北京”文彦清去年11月来到美国后，人生中第一次没了压抑感。
“压抑感是最让人痛心的事儿，”她说。
假如有人要研究中共建政后一个普通家庭的家族史，文彦清一家是个难得的样本。
她的公公金世中是国民党空军元老级的将领。国共内战后国民党退至台湾，因为一些家庭变故，金世中留在了北京。1950年共产党曾希望他出山帮助组建空军，金世中拒绝了。一家人的厄运从此开始。
1951年金世中被迫害致死；1957年全家被赶出了老宅——鼓楼附近一个占地两亩的四合院；“文革”期间，文彦清后来的丈夫被红文兵打得奄奄一息；丈夫的胞弟悬梁自尽；她本人因为是满族正黄旗，也遭受迫害，被迫剃了“阴阳头”；1980年中国一胎化政策刚开始施行时，她被拉到医院强制堕胎；1989年她在北京街头亲眼目睹解放军屠杀平民，自己也险些中弹。
“这叫什么世道啊？”文彦清哭着说。“老百姓辛辛苦苦种地也好，工作也好，养着他们，就这么对待中国的老百姓啊。而且不容你说啊。人家哪个国家都让说话，就它这儿不行。”
用文彦清的儿子、41岁的前餐馆老板金鹏的话说，从“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到计划生育、89“六四”……“中共所有的恶、所有的坏，我们家全赶上了。”
从小，金鹏的父亲金承义就对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背景，只有离开中国才会安全。这位清华大学的老毕业生从1957年起开始与当局抗争，要求归还强占的家产，写了无数申诉信，直至2011年去世也没有结果。
“因为我们的立场跟他们不一样，从小我就有这种跟共产党敌对的感觉，”金鹏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共产党指不定哪天又要开始‘文革’，没准哪一天它又要封闭，重新开始折腾，又要开始大肆迫害这些人。”
走，必须得走！金鹏说：“在共产党治下，弄死个人比碾死只蚂蚁都容易……我们家人被他们折磨死了，我们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我们不能再死在他们手里。”
201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金鹏听说了一条可以快速移民希腊的途径：25万欧元购买房产，就可获得全家永久居民身份。2019年1月，他带着母亲登陆希腊。但他很快发现，希腊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那里并非久留之地。
“它（希腊）就是中共的一个小弟弟，”金鹏说。“中共给希腊输的血很多。我们怕他们直接把我们遣返。”
去年11月9日，金鹏和母亲以旅游签证来到美国，他们希望在这里申请政治庇护。
文彦清说，来到美国，她觉得到家了。活到这把年纪，她头一次觉得无忧无虑，敢说话了。
“我虽然年纪都蜡头儿了，76岁了，我还需要享受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有人权，什么叫民主，”她哽咽着说。“我死了，我不冤呐。”
尾声
3月的一天，邱孝斌在洛杉矶的家中摊开纸来，写下这样几行字，并署上自己的名字：
不能不明白
接力“发哨人”
我郑重说出我的诉求：
废除言论管制
避免国难重来
他的二女儿在旁边看到，一把抱住他，央求说：“爸爸，你不要写这个。你写这个干嘛。”
这件事让邱孝斌触动很大：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不懂什么是政治，却知道这件事可能会威胁父亲的安全，而那时他们全家已经来到美国。
邱孝斌希望，他的出走能让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邱孝斌说，来到美国后，他的女儿们可以免受洗脑自由成长。
（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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