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八、全国洗脑，划地为牢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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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食货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钳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一千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
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它“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它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建政仅3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贯彻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扩大到3.1比1。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建政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份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份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份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自此以后，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著“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份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 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20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
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名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
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坏份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的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四分之一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很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
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导，中国第二十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积玉的房屋。报导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裕庆的话说，“这个‘黑砣砣’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二十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作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导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5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导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人们对新闻报导做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导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有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咨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82.6% 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
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它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
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
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结语
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分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
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它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55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
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55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两千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八百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一百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份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4千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
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俯仰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55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55年中，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具文武、汉出文景、唐盛贞观、清泰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
观天下之势，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俯首农桑、百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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