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存在资本外逃问题，公认的主因是中共官员腐败导致国有资产大量外流。中共央行于2月中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已实施更强监管，但专业人士认为，中国资本外逃问题不会因强监管而结束。

2月11日，中共央行发布《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已在“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中取得“新成效”，并重申要严肃追责，补齐监管不足。在外汇管理上，除关停互联网外汇交易平台外，央行在2021年两次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各2个百分点，加强对外汇流动性管理。

鉴于中国实际情况，专业人士认为，强监管无法根本上解决中国资本外逃问题。

2月27日，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中共的监管只能限制部分官员和普通老百姓，对于真正控制中国经济的权贵家族而言，他们可以用所谓光明正大的方式来安排资金外逃，这些家庭不需用地下钱庄。资本外逃规模取决于他们手里有多少钱，监管政策限制不到他们。”

谢田举例说，他们可通过在美国的收购公司，尤其是那些看起来高新技术型企业，把收购价从1.0亿美元改成1.5亿，这样通过看起来是“正常”交易来外逃大笔资金。

他认为，这些权贵家族资金已转移得差不多了，但中国在2021年赚到大笔外汇，发“瘟疫财”，此类资金外逃问题或重现。

2月11日，中国2021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货物贸易顺差高达5545亿美元，为历年第二高。

另一方面，谢田认为，对中下级别中共官员和普通百姓来说，虽单体外移金额相对小，人数多的话，总体金额也非常庞大。地下钱庄是这个群体资金外逃途径之一。中国外逃资金具体数字无从得知，但仅从破获的地下钱庄涉案金额来判断，中国外逃资金规模巨大，远超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中的净误差和遗漏项。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误差与遗漏项从2009年起开始为负值，在国际收支平衡中该常被认为主要由资本外逃引起。仅以国际收支平衡来计算会低估真实的资本外逃数量，因误差和遗漏无法涵盖进出口谎报带来的影响。

中国资本多年大举外逃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由来已久。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年第三期刊登的《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规模与对策》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保持上升趋势，在1998年估算的资本外逃达到近870亿美元；1997年至2002年资本外逃总额都分别超过同期流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外债的总和。

文章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报告指出，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大规模资本外逃都是重要潜在起因。而中国在1996年至2002年单位GDP的短期资本外逃额分别高于1994年和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时的墨西哥和韩国，中国没在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除了未开放资本市场外，还与当时大量资本流入有关。

该文在列举资本外逃方式时未谈及地下钱庄，但已破获的地下钱庄案件涉及上千亿美元。中共央行和官媒2015年10月和11月初公布的信息披露，在2015年4月至10月破获地下钱庄案92起，涉案金额八千多亿元（约合1,280亿美元）。报导披露，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参与地下钱庄的生意链。

如2015年6月破获的深圳特大地下钱庄案，涉及金额达一百二十多亿元（约合19.2亿美元），某银行深圳宝安支行时任行长沈某生主动提出用地下钱庄替香港籍商人陈达将巨资转移境外。大量涉案“客户”证实，他们之所以找到地下钱庄，系银行员工或其他熟人朋友介绍的。

中国2014年的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为1,401亿美元。虽中共外汇管理局于2015年3月31日发布的《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以专栏的形式提出，认为误差与遗漏复制不等于资本外逃规模，但从2015年4月起，中共央行牵头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资金的专项行动。

同时，2015年中国居民通过信用卡在境外提取现金频繁，规模大，中共外汇局于2015年9月30日发文限定境外的提现额度。2015年的净误差与遗漏为负的1,882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了34%。《2015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分析出2015年中国居民境外刷卡高达1,330亿美元支出，报告说明外汇局因此在9月30日发文限定了境外提现额度。

中国对外汇的监管在逐步升级。2016年1月1日，运行个人外汇业务的监测系统在全国正式上线，同时停止使用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若借用他人额度办理结售汇行为的个人，直接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居民每年有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

中共国家信息中心网站于2017年2月23日发表文章《我国跨境资金持续流出的原因及对策建议》。文章称，“近年来跨境资金流出压力较大，是全方位的资金外逃。”“通过非正规渠道发生的‘热钱’外流也在愈演愈烈”。高盛高华基于中共官方数据以及市场和第三方金融统计数据做出的分析显示，跨境资金流出中，内资外流的作用要大于外资外撤。

时政评论家章天亮曾在2020年分析过中国资本外逃。基于全球金融廉政（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GFI）在2012年10月25日发布的报告，2000年至2011年期间，通过比较中共官方和各国公布的进出口额，有3.2万亿美元通过伪发票（Misinvoicing）方式从中国外逃到海外。加上其它外逃方式，GFI估计2000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的资本外逃金额高达3.79万亿美元。

章天亮认为，可依此类推2011年后的外逃金额，因为中共不可能在2012年后一下子就变廉洁了。如加上“一带一路”，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等转移资本的方法，估计中共转移到海外资产在2020年总计已达到10万亿美元。

美国最终受益

中国外逃资本很多进入美国，已推高美国部分华人聚集城市的房价，使当地的住房供应更紧张。但中国外逃资本进入美国，对美国的总体影响应另当别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网站2020年9月1日发表文章《外国买家如何影响美国住房价格和供应》（How foreign purchases of U.S. homes impact prices and supply）。文章作者是该院房地产学教授本杰明·凯斯（Benjamin Keys）和该院的博士生凯特琳·戈贝克（Caitlin Gorback）。文章提到，中国居民对美国住房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外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较富裕的中国居民将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以逃税和避免审查。

凯斯和戈贝克还联手发表研究论文《全球资本和当地资产：房价、数量和弹性》（Global capital and local assets: House prices, quantities, and elasticities），于2020年6月刊登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网站。

该研究得出结论：外国投资者，尤是中国人在美国买房推高房价，使得住房的负担能力更令人担忧。如在2012年至2018年间，非美国出生的中国人较多的地区，房价涨幅比其它地区高出8个百分点。

凯斯表示，在美国，提供工作机会的城市有住房不可负担性的危机，因新住房的增量赶不上就业增量；外国人买房可能会恶化当地的住房可负担性。2013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买家引领了外国人在美国住房投资。他例举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的一份报告，2019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人购房金额达115亿美元，略高于外国人购房总额的六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购房金额为几近320亿美元。为何购房金额在2019年至2020年下降了近三分之二？谢田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美中贸易战于2018年开始，中国贸易收入相对减少；另一原因是中共加强监管。如对官员的护照管理更严，护照被统一管理，很多到海外办的事受限了；即使老百姓有每年5万美元的额度，兑换很费劲，有钱人买海外人寿保险也被限制。

公开信息显示，中共强监管下，中国地下钱庄的规模似乎更大了。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于2019年破获的“9.8”特大系列地下钱庄，涉案交易流水超过10,000亿元（约合1,600亿美元，超过2019年经常账户的余额1,413亿美元）。官方披露，从涉案规模看是当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下钱庄案。该案涉及中国二十多个省区市的68个地下钱庄犯罪团伙、300余家报关行和1,300余家公司企业，涉案人员达几百人。

中共官媒《中国纪检监察报》于2021年2月8日发表题为“切断腐败资产外流渠道”的文章。文章披露，2017年以来截至报导日的四年时间内，查处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案六千多起，平均每年一千五百多起。2019年，被破获的地下钱庄类重大案件有四百四十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0余名，超过2016年的规模。2016年，被破获的地下钱庄类重大案件三百八十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0余名，涉案交易总金额超过9,000亿元（约合1,440亿美元）。

对中国外逃资本进入美国对美国的整体可能影响，谢田表示，因是资本进入美国，对美国而言都是投资，是好事。

美国统计局今年2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扩大450亿美元，上涨14.5%达到3553亿美元，是2018年以来最大逆差。美国官员称，中国未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即在2020年和2021年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然而进入美国境内的中国外逃资本，无疑可弥补或部分弥补中国违反承诺给美国带来的损失。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3/3/n1361795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