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和9月1日，中共网信办出台的《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将先后实施生效。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网络极权社会，但这种数据高墙和极端控制，反而会导致中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

公开资料显示，《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旨在加强对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的管理，对互联网用户在互联网信息服务中注册、使用的名称、头像、封面、简介、签名、认证信息等用于标识用户账号的信息做出一系列规定。

新规要求，互联网个人用户注册、使用账号信息，含有职业信息的，要当与个人真实职业信息相一致；互联网机构用户注册、使用账号信息，要当与机构名称、标识等相一致。

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即互联网信息发布和应用的平台，则要求对用户和机构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展示互联网协议地址归属地信息等。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以保障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个人信息安全和维护国家安全为名，要求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数据，须通过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早在2017年，中共推出的《网络安全法》，已确定网络实名制，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并提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国境内运营中搜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2021年又推出《数据安全法》，规定了境内、境外数据处理活动中的法律责任。

中共把数据作为战略资源 分析：极权难成功

网络观察人士、《中共数字化极权简史》作者久居水向大纪元表示，中共把数据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如同矿产资源一样。其对社会，对人财物的控制，对数据的控制，一脉相承。中共从互联网源头上钳制思想意识，扼杀言论的自由，并以法律形式出现，为国家暴力机构背书。

“虽然实名制实行了，个人数据库信息并不完善。所以要不停地补充和汇集其它领域信息。”他举例说，1949年以后中国进行了多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第一次普查在1953年当时普查的问题只有六项：本户地址、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与户主关系。到1979年第三次普查时，普查的内容增加到19项。而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普查项目已达49项。

澳大利亚华裔计算机专业博士张晓刚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新出台的措施，要求各网络平台对所有的用户实名认证，还有对所谓的数据出境进行全面的管控，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进入了一个网络极权的社会。

所谓极权，就是当局掌控一切，掌控人们生活中的所有的细节。张晓刚也认为，现在网络时代，中共把这种极权社会的控制方式，全面的弄到网上来了。

“不单是在社会层面，也在网络层面。它要实现的是落实到所有的人、所有的账户，都要跟每一个具体的人能够对应上，把你的所有的一言一行都给监控上，以前它可能还做不到，现在它在网络上也要求全面这么做。”他说。

但张晓刚认为，就像网络社会之前的极权社会，它不可能成功，总会有漏洞。没有一个社会，当权者能够真正的掌控一切，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掌控者当局来讲，会有更多的资源要消耗进去。也会激发老百姓的聪明才智，比如用错别字、拼音、数字来规避监控。
另一方面，它实际上阻碍了信息交流，阻碍了科技技术的发展，最后会导致中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落后。所谓的数据出境进行管控，说是为了国家安全啊，防止搜集情报等等，其实也是自欺欺人，因为很多数据已经在科技期刊上公开发表了。

“就跟当年毛泽东时代的全面掌控，最后经济崩溃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中共把它这种集权措施放在网络上面的话，也必将使中国的整个经济和科技发展走向缓慢和停顿。”张晓刚说。

滴滴被重罚 触碰跨境数据红线7月21日，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违反《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违法违规行为，对滴滴处以80.26亿元罚款。

去年6月30日，滴滴公司在美国上市，仅2天后，中共网信办以“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其App被停止新用户注册，之后旗下25款App也全面下架。

6月13日，挂牌不到一年的滴滴（DIDI.NYSE）正式退出纽约证交所（NYSE）。

路透社的报导称，在中国（中共）政府加强控制科技行业和数据安全的行动中，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网信办）走在了前列。

滴滴事件以后，中共加强了对在海外交易的中国企业的监管行动，包括加强对跨境数据流和安全的审查。

7月21日，网信办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表示，滴滴公司共存在16项违法事实，包括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中的截图信息1196.39万条，过度收集乘客人脸识别信息1.07亿条、年龄段信息5350.92万条、职业信息1633.56万条、亲情关系信息138.29万条、打车地址信息1.53亿条，分析乘客出行意图信息539.76亿条等等。

网络安全审查还发现，滴滴公司存恶意逃避监管，“违法违规运营给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和数据安全带来严重安全风险隐患”。

原吉林大学数学系教师王辉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公民的隐私从来不是共产党的保护对象，公安的手机监控无所不在，中国的科技巨头收集个人信息，帮助中共监控民众或者用于营销，更是普遍做法。滴滴出行因为所谓的“侵犯隐私”挨罚，其实是中共当局打压科技巨头，杀鸡儆猴。

他说，“滴滴也好，腾讯也好，阿里也好，这些科技巨头之所以能在中国一家独大，背后都牵扯中共高层权贵的资本，甚至各个政治派系的权势。习近平当局要做大国企，收编科技巨头，其实也在变相削弱反对派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堵塞中共权贵们的财路。那么必然就会有反对势力或权贵依仗‘大到不能倒’的科技巨头，与当局进行角力，软磨硬抗。滴滴的‘抢闸上市’就是一例。”

人为修建数据高墙的背后

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向大纪元分析表示，中共把所有的用户都纳入到了全程监控，如同在监狱里，完全没有言论自由以及个人隐私。中共现在急于推出这些网络新规，背后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习近平面临着二十大的连任压力，他需要进一步强化对社会的管控、言论的压制；第二个就是中美科技战加剧，中共要最大限度地拦截在国内相关科技方面的信息和数据，被海外合法地获取。

第三，中国社会大量的用户个人信息，其实包含了很多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也包含了很多中共对外界隐瞒的真相，这些都有可能被大数据分析以后曝光。所以中共严厉封闭这些数据信息，是为了维稳，防止它对国际社会撒的谎言穿帮。

唐靖远注意到，数据处理者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门槛很低，包括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或者自去年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了十万或者一万人的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同时它还规定所有重要数据出境都要经过所谓的安全评估。

他说，“中共的这种政策，将迫使很多的跨国企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IT的平台以及它内部的组织架构。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迫使这些企业为了节约时间成本，降低评估过关的风险，从而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或者是自我限制，把它所有的数据最终实现在中国大陆的本地化。

“这种做法相当于修建了一种数据流动的网络高墙，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对称的竞争。就是中共在海外的企业可以自由的获取所有海外用户的数据，而外资企业在中国就无法获得一个对等的权利。这种做法它有可能会迫使外企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因为人为修建的这种数据高墙，对这些跨国企业对数据自由流动的根本利益或者说是需求，是有尖锐冲突的。”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7/23/n137878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