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之前，中共就已经定下未来“精英治港”的策略，但这些“精英”实际是中共的傀儡，也是中共政权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这些“精英”包括香港的政商两界人士。他们与中共的这种“主从”关系，本身就是靠利益互换来持续和稳固的。中共要的是政治权力，“精英”们得到的是在香港的政治、经济利益。

当这种利益关系面临被打破时，双方间就会出现裂痕。22年来，这种裂痕一直存在，到了这次反修例事件，双方裂痕更大。

中共最初选中的特首董建华 最早身份是商人

中共曾称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主权移交才22年，“一国两制”已经基本死亡。从港人反修例的运动中，可以看出港府只是北京的傀儡。

控制香港政、商两界，是1997年之后中共控制香港的首要目标。包括香港特首在内的一些关键位置的港府高官被中共收买，造成这些高官在一些政策上跟随中共的意愿行事，出卖港人利益。

如当年的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其最早身份是香港商人。

1985年，董建华家族生意东方海外濒临危机，被多家银行追债，董建华向前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的前身）社长许家屯求救。许家屯后来向中共中央打报告，结果通过交通部调资、由霍英东出面，资助董建华渡过难关。

据说，当年中共用钱收买了很多香港商人，其中也包括董建华。但唯有董最后把“借”的钱及利息都还给了中共。因此，中共高层对董建华另眼相看。

1996年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支持杨铁梁竞逐特首，但港澳办则看中了董建华，结果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拍板定下董建华为第一任特首。

同年1月26日，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并获得江泽民接见。江在150多个筹委中，特别找到董建华与他握手，以此表明对他的支持。“江握手”自此成为董建华获“钦点”的代名词，董也被视为“江派”人马。

江泽民看中董建华的理由，一个是他的上海背景，另一个是他的商人背景。报导形容，江泽民有很深的资本家情结。因此，江泽民主政北京时，香港的富商巨贾在北京很吃得开，受到高礼遇，香港很多富豪与江熟识。

江泽民为了挺董建华，还闹出“图样图森破”的国际笑话。2000年10月27日，江在中南海接见董建华。当时，时任香港有线电视记者的张宝华追问江是否“钦点”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江恼羞成怒，并公开斥责香港记者所问的问题，说了一句“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图样图森破”），之后张被赶出记者会现场。

“23条”修例失败 中共开始不信任香港商界

董建华上任后，开始积极配合中共和江泽民的各类政策。2002年底，江泽民授意董建华政府强推“23条”立法，企图取缔香港支联会、法轮功等团体。

然而这个“23条”立法也激起港人的反抗，最终酿成2003年“七一”超过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在强大的民意面前，香港各派政治力量开始分化。

当时，代表商界的建制派自由党反戈一击。2003年7月6日晚，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突然宣布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自由党并发表声明支持押后二读“23条”草案。9月5日，港府宣布撤回草案。最后董建华也被迫下台。

从这件事情开始，中共与部分香港商界人士之间的裂痕开始扩大。只是还没闹到像这次反修例事件中，双方几乎公开翻脸的程度。

中共力图吸引香港资金 与香港富商维持关系

香港大富商一直在香港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00年前后，中共仍未加入世贸，经济实力并不强，许多经济发展计划都需要靠港商助一臂之力。

2000年，江泽民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30名香港超级富商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希望与掌管香港经济命脉的家族成员建立关系。

1999年，江泽民提出“西部大开发”。2001年5月，为取悦江泽民，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带着280名各行各业的富商到大西北考察，呼吁港商去投资。

再加上曾荫权又是曾子家族第74代后人，江派大员曾庆红是曾子家族第75代后人，这也是曾荫权在2005年成为曾庆红选中的第二任特首的原因之一。

香港工商界政党变迁 背后的中共黑手

港府2003年强推“23条”失败后，50万港人上街游行震动中共高层。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港澳小组，曾庆红成为首任组长，掌控治港大权。

出于强烈的危机感，江泽民、曾庆红等中共高层在2003年做出决定，中联办要深度介入港府的各项运作，确保香港未来不出现各类“颠覆性问题”。

从此，中联办黑手开始伸入香港地区选举。在中共的运作下，200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自由党多名要员选举失败。到了2010年，中联办捧出叶刘淑仪，并成立新民党，并获自由党要员田北辰加入（2017年，田北辰退出新民党）。2012年经民联成立。

由于新民党及经民联也代表香港的中产及工商界，实际在中共操控下，香港工商界的政党版图已经重构。经民联逐渐成为立法会中仅次于民建联的第二大党，仍代表商界的自由党势力减弱。

这只是江、曾既定的在政治上对香港社会的渗透。同时进行的，还有中共对香港经济上的渗透和控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打着所谓“中港经济融合”的旗号。

大陆资本进入香港

2003年9月，北京和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包括放开中国大陆民众到香港自由行等。2010年，港府推动广深港高速铁路建设计划。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西方资金大量进入中国大陆，同时也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思路的指导下，大批红色资本、权贵甚至大陆地产商源源不断地进入香港捞钱。

有传闻指，在港定居的中共官员和“太子党”有13,000多人，在澳门定居的有2,500多人。他们大部分从事金融业、地产业，和香港政商两界联合在一起捞钱。这些人中的七成居住在香港顶级豪宅区，即香港岛的半山区。

因为这些权贵与中共高层的密切关系，陆港之间的资本迅速“融合”，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香港也出现了规模巨大的陆资公司。而香港本地资本的地位逐渐降低，让位于与国企有关的陆资。

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陆资，包括腾讯、中国移动、中国建设银行、中海油、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集团、中银香港、中国银行、平安保险和中国海外发展。

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长实（李嘉诚家族）、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家族）、恒生银行和港交所，可被视为香港本地企业。与1997年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由十大本地企业把持相比，香港商界格局实际已产生巨大变化。

同时，很多大陆资本大量投资港企。

如中国联通持有电讯盈科逾18%的股权，中国国航持有近三成的国泰股权，南方电网持有中电在港三家电厂的三成股权。香港金融业当中的港资更是已所剩无几。

梁振英当选第三任特首 曾庆红在港布局的“成与破”

在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下台后，出身商人的梁振英成为第三任香港特首。

前香港地下党员梁慕娴曾经著书《我与香港地下党》。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期间，她曾公开指控梁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港媒曾公开报导，梁振英一直受到长期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共特务头子曾庆红的悉心栽培，并听命于曾庆红而被扶持上台。

已经落马的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被指是梁振英当选特首的票仓及“梁粉”。

宋林是江派大佬曾庆红的亲信，也是中共在香港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控制在香港老牌企业华润集团中的陆资。

宋林在曾庆红的授意下，一直在香港力挺振英，为梁当上特首卖力。在曾庆红掌港澳大权期间，大量陆资进入香港。宋林一直是陆资企业大本营“香港中国企业协会”的核心成员。这个陆资俱乐部旗舰负有重要统战任务，并具有选特首的入场券，2012年陆企协会的3票提名及埋门16张选委票，全数投予梁振英。

宋林在香港也为江派操控的“青关会”出力。梁当选后，宋林得到“太平绅士”、经济发展委员会成员两大公职衔头。

至此，曾庆红利用中联办、陆资操控香港特首及议员选举，改变香港工商界政党版图、改变香港经济版图的布局基本完成。

对江派来说，不巧的是，2012年出现了王立军事件，直接导致薄熙来倒台，并在中南海引发激烈权斗。之后，江派几名重要成员被抓，周永康和宋林都入狱。习近平派系的权力大涨。

但无论谁掌权，中共对香港的强烈危机感一直没变。

2014年雨伞运动 中共再对香港商界表达不满

到了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香港商界大佬中，没多少人表态支持港府。当年，“雨伞行动”持续近一个月仍未平息，中共开始向香港施加更多压力。

同年10月25日，中共官媒新华网发表英文署名文章《香港富豪不愿在占中动荡中选边站》，点名香港四大富豪未就“雨伞运动”表明立场。

文章称9月中共高层接见了香港工商专业界代表团，除了董建华外，没有人公开表态支持特首梁振英及警方处理示威的做法。又点名批评李嘉诚在10月15日发表声明呼吁占领人士回家，未提及是否赞同他们的诉求；而恒地主席李兆基、九仓主席吴光正以及“糖王”郭鹤年至今仍保持沉默。

当年的“雨伞行动”引发香港社会极大撕裂，梁振英也被迫在2017年离任香港特首职务。

后记：香港大成行创办人陈祖沛的教训

1949年以前，香港大成行创办人陈祖沛特别支持中共。陈对当时的《华商报》、《文汇报》、凤凰电影厂等中共在港宣传机构慷慨解囊，给了大量资金；国共内战期间，共捐款10万港元及其它物资慰问南下的中共军队。

1949年以后，陈祖沛深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只要跟着共产党干，一定前途光明”。1950年，中共发行第一批国债时，大成行认购公债15万份。在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陈祖沛发表《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高潮中争取立功》等文章，带头把大成行并入国营企业，“公私合营”，把大成行送给中共。

1957年，中共在大陆发起“反右”运动，陈祖沛被定性为“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陈在批斗中被逼跳楼，没有丧命，跛了一条腿。直到1979年，陈祖沛才得以被中共“平反”。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对中共来说，香港的商人只是可以利用来巩固其统治的一个棋子。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陈祖沛就是先例。到了这次反修例事件，李嘉诚又是一个例子。但李嘉诚至少还有先见之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只留下了其家族10%左右的资产。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9/27/n115493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