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必须蹲著与警察说话的地方，他平躺着，虽然四肢都被捆绑得不能动弹，却让最凶残的警察感到了恐惧……

看守他的人满怀敬佩地回忆他，“受刑时从没有因为疼痛而喊叫”……

2017年中秋节这一天，流亡在远离祖国的一个小岛上，他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他的故事。

他五十岁的人生堪称传奇，就像“黑暗里的一道闪电”，他的故事告诉人们，即使深陷一个发出声音都危险的“地狱”，人仍然可以为自己的尊严呼喊；一个血肉之躯，仍然能以无论如何也摧毁不了的信念，守住自己的“道”。

远在9000公里以外的求救

住在美国俄勒冈的朱莉‧凯斯女士，没想到自己拆开的一封信会震惊世界。信藏匿在两块泡沫墓碑之间，这是一套中国制造的万圣节装饰品。远在9000公里以外的东半球，写信人夹杂着中文词的英文向她求救：

“如果您偶然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转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这里处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


这封注明来自中国马三家劳教所的求救信，迅速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之一，写信人“勇敢的行为”被称为“了不起的壮举”。

那是2012年10月底，凯斯本来想用这套装饰品增添女儿节日派对的喜乐气氛，但信的内情“吓著了”她，她担忧写信人是否还能活着。

写信人此时已走出了劳教所，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北京。后来他接受了CNN的采访，为了安全，他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像个理工男”，他戴着一副细边近视镜，目光清澈，看起来柔弱温和，甚至有些腼腆，他说话平淡，慢条斯理。他说，“我曾经是一个懦弱又贪生怕死”的人，之所以能够无惧中共的迫害，“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所以内心变得无比强大”。


他经常一大早就出门了，在北京的各个地铁、公交站辗转倒车，背著电脑包，拎着各种配件，他几乎每天都要跨越大半个北京城，为一些想学电脑的人上门提供服务，帮助年龄大的人学会翻墙、打印。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都叫他“小方”。有了技术故障，就说“等小方来吧” 。在他们眼里，小方“最耐心”，“没有脾气”。

他靠微薄的一点积蓄过活，因修炼失去工作后，再没有想过挣钱的事。“大陆太需要像我这样做技术支持的人了”， 这是“反抗迫害的基础性建设”，为此他付出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吃饱就行”，他没有一点休闲享乐，但一双廉价的皮鞋，“总是擦得干干净净”。

2013年4月，大陆杂志《lens》也曝光了记录马三家劳教所奴工劳动与酷刑迫害的字条，那是经由女所的劳教人员藏在阴道里艰难传出来的。曾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说，“笔和纸都是违禁品，偶尔允许家信，只能写你好我好身体好，干活儿的种类、人数是绝对不允许写的，否则就是‘泄漏监管机密’”。

那么，这封求救信怎么从东半球传到了西半球？

在生前的最后三年，他录制了大量的音频视频，详细讲述了他自己与求救信有关的事情。本文细节均选自他及劳教所相关人士的口述。

被卖到马三家劳教所做“鬼活儿”

2008年正月，因为一些打印机耗材和不被中共允许的宣传品，他在北京被绑架。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他被劳教二年半，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当时北京创建“绿色平安奥运”，很多异议人士、法轮功信仰者、家庭教会成员及上访者都被判了劳教，北京劳教所人满为患。

很快，他从北京调遣处被卖到了东北辽宁的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警察私下透露，一个人的价格大概是八百到一千元人民币左右，“青壮劳力会贵一些”。

成立于1957年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是仿效前苏联劳改营建立的，曾经关押过“反革命”、“六四动乱分子”和“严打分子”。1999年以后，它更多关押的是法轮功信仰者。因为劳教所是在坟包、荆棘之上开垦出来的，马三家警察自称是“地狱里的小鬼儿”。

当时中国三百多个劳教所里，马三家劳教所以“人间地狱”著称。一些人至今心有余悸：“下次劳教，如果知道是去马三家，在路上我就一头撞死”，因为“在马三家，想死都难！”

奥运前夕，他被分在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制作泡沫墓碑和塑料“小鬼”，劳教们叫“鬼活儿”，就是生产万圣节装饰品。他在求救信里记述：“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不得不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六周日休息和任何节假日。否则，他们就将遭到酷刑、殴打和粗暴的话语。……”

“说是给工资，但从来没拿到过，有的上厕所都没有手纸！”曾经给“小鬼”穿灰纱衣服的一个劳教人员证实：“很多人做梦都在做‘小鬼儿’！那时候，我们与世隔绝一样，不知道能否活着出来，而“‘哭’在劳教所是被禁止的。”

除了纸和笔，表也是违禁品。警察发现，如果看着表干活儿，快吃饭或收工时，劳教们就会放慢速度，工作效率就会降低。

没有表的日子更显得漫长。他常常望着堆在院子里的墓碑原料，紧靠高墙的垛子一层层码放着，他幻想：如果踩着垛子翻墙跳出去就好了。

他观察到，这批万圣节装饰品将出口到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包装墓碑的过程中，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写求救信，然后想办法塞进去，让世人知道这里的情况。一个贿赂过警察的吸毒犯从办公室偷出一只钢笔，送给了他。平时抄作业时，他也偷偷从本上撕下来一些作业纸。

凌晨三、四点钟，在架子床的上铺，他面对墙壁侧躺着，悄悄把藏好的纸笔从枕套中抽出，把纸在枕边展开，然后用右手小指压住纸，一边斜着眼，拿笔在纸上写，一边耸著耳朵，屏住呼吸，凝听周围的动静。看管的犯人随时都可能走近他的床边，他必须保持身体不动，用后背挡住看管犯人的视线……

就这样，在监室的长明灯下，他躺着写过20多封求救信，成功放进了包装箱。

看着装满“鬼活儿”的集装箱一车车驶出了劳教所的大门，他盼望藏在里面的信能闯过海关的重重检查：“万鬼节有人能收到信就好了。”小时候，他就梦想过航海探险、环游世界。


比活摘还要残酷的“精神摘除”

他被送进马三家法轮功专管大队是2008年的冬天。万圣节已经过去，他没想到自己被抛进了“地狱的最底层”。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挂像被高悬在专管大队大厅，中间是一个宣誓栏，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要求在宣誓栏上签名，必须宣誓与法轮功决裂，宣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一段时间，这成了三大队每天都要重复的“仪式”。

不断说假话，不断背叛，在这里成为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 。“千万别把自己当人”，成了劳教们的口头禅。蹲著与警察说话，被逼说谎，被逼辱骂自己的师父、父母，被逼唱红歌，被逼背诵监规直至疯癫……

但他认为，这是比活摘还要残酷的“精神摘除”，他拒绝这种毁灭灵魂的自辱自毁。专管大队便开始对他实施酷刑，警察声称：“政法委给我们特批了两个死亡名额。”

酷刑的目的是“精神摘除”，并不想让他死，他甚至有专门医生的“看护”，随时被检查身体。医生向警察提供他的各项身体指标，避免发生意外，使酷刑顺利进行。

没有想像中的刑具，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成为刑具。


一个普通架子床，卸下床板，就成了刑具：“抻床”。警察认为，“抻床”避免了电击的疤痕，能使人痛苦，不容易留下明显外伤。当痛感减轻或麻木时，他就会被迅速卸下——上抻床就不起作用了，恢复知觉后，再继续上刑。他回忆当时的心态，“意志必须像一根擎天立柱，决不能有一丝一毫偏移，否则就会立即被巨难压垮，只有最正、最直的角度，才能刺穿这万斤闸门。”

他曾连续不间断被挂168小时，期间被剥夺睡眠。


医疗用开口器也成刑具。长时间戴开口器，拿下来嘴就闭不上了，下巴也合拢不回去。看管他的人往他嘴里吐痰、掸烟灰 ……

普通的医用护理床，被劳教人员叫做“死人床”。


逃跑是不可能的了，呼喊都是不可能的。当上面来人参观时，他被牢牢铐在“死人床”上，嘴还被用胶带一圈一圈缠上，只留鼻孔呼吸。

半夜被冻醒，铁铐子的寒凉刺痛全身，他用牙齿，一点点把被子咬著拽上来。看着天花板，他想着那二十多封求救信，一封都没被收到吗？大超市的仓库里，一层层压着的货品，谁会把带他信的玩具买走？什么时候能把信打开？会有人把它交给人权组织吗？……

他曾经寄望求救信在海外被发现后能改变处境，后来他才明白：“真正的力量只能来源于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足够强大。”看守他的人满怀敬佩地回忆说：“受刑时他从没有因为疼痛而喊叫。”

胳膊韧带被拉伤，腿部肌肉萎缩，他的身体愈来愈虚弱，却感觉离神性更近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从生命的深层涌出”。

在这个必须蹲著与警察说话的地方，他平躺着，虽然四肢都被捆绑得不能动弹，却让最凶残的警察感到了恐惧。

他发现：外部的邪恶其实没有那么强大，它不过是利用你的弱点逼迫你自己就范。如果一个人能战胜自己，那就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能够战胜你，超越一切高墙铁网和酷刑的力量，就在自己内心的深处。

专管大队不久就解体了。

2010年8月25日，警察把他衣服的边边角角都捏了个遍，确保没有夹带任何东西，才让他走出劳教所的大门。他穿着一条灰色秋裤和旧背心，连条外裤都没有。因为不认罪，他被加刑二十天。


家已经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45岁的他从马三家回到北京的家，头发和胡子基本都白了，看起来就“像一个小老头”。他从不与妻子说里面的遭遇。妻子关心的是：你后面有没有跟踪？这次回来还能在家里住吗？

对妻子来说，他关在马三家，心是落地的，因为人已经在里面了。而回到家里，只要他不放弃信仰，不肯说假话，就随时会被抓走。一张光盘，一包复印纸，一封信，很小的一件事都可能是“罪证”。家门随时都能被砸开，进门就能抓人，跑都跑不掉。家已经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了。1999年以后，大部分时间他都是流离失所。不修炼的妻子曾被抓去“洗脑”，多年来，为了避免被株连，妻子在街上与他同行，都一前一后，在任何地方，她都会下意识寻找有没有监控摄像头。

求救信被曝光后，妻子更加恐慌，夜里经常做噩梦，“他们会不会来抓你？”

逃出中国

《美国法典》19章第1,307款规定，禁止进口“‘来自外国罪犯劳动、强迫劳动和（或）契约劳工’的产品”。

中国《lens》杂志报导：“高峰时期，马三家的劳教人员超过五千人，无偿劳动产生出庞大的效益。……（包括那些出口奴工产品在内，）总产值一年近1亿元。”但中共官方始终否认在劳教所和监狱生产加工奴工产品。而2012年被凯斯公开的这封求救信，就成为当时中国劳教罪恶的一个最有力的见证之一，中国劳教制度引起了世界性关注。

2013年11月，在国内外压力下，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马三家劳教所变成了轻型监狱。

他没有松懈，依然致力于电脑翻墙技术，传播研制可以翻墙、防止监控的手机。在写给凯斯的信中，他写道：

“虽然我自己暂时脱离了地狱最底层的迫害环境，但仍在共产制度的阴影下生活，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像一座大劳教所，而劳教所则像是这个大劳教所中的小号。

“虽然相对于劳教所来说，外面的环境好像是有了一些的宽松，但实际上极权专制的摄像头时时刻刻像幽灵一样暗藏在你生活的周围环境、电话背后、网络监察之中。”

2016年4月，警察再次抄家，他再次有家难回。因为不知会在何处借住，他每天随身背着刮胡刀和牙刷。为避免被定位跟踪，他只能在行进的汽车里打开网络与人联系。妻子如果没有收到报平安的信息，就会彻夜难眠。她已经开始憧憬美国的自由了：“在美国就好了，我俩可以手拉手走在大街上。”

2016年11月，他因办理旁听朋友开庭的手续，再次被绑架。几天后妻子被警察通知，把绝食抗议的丈夫接回了家。她已经记不起他被绑架多少次了，几次都是这样被警察通知：“人不行了，你接走吧，我们概不负责。”

妻子再次崩溃，紧张得几乎神经质，她担心窃听，甚至在家里都不让他大声说话。他终于决定尽快逃出中国。

2016年12月6日，在一个雾霾天，他离开了北京，顺利出关后，他居然奢侈地给自己买了一个甜筒来庆贺：“我终于从这个无形的监狱逃出来了！”

2017年2月，他在印度尼西亚接受了海外媒体的采访，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孙毅，1966年10月9日出生在山西太原，大连理工大学毕业，曾是北京一家公司的工程师。因修炼法轮功，他先后八次被关押在中共的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等强制场所。


10月1日晚上，在印尼巴厘岛的医院，孙毅突然离世。那个夜晚，在他的祖国，中共正为自己庆生，大大小小的电视台都在“讴歌伟大的中国梦”。

医院说他死于肾衰竭。孙毅的家人和朋友几经努力，都没能够进行尸检，无法不质疑他的死，认为诸多疑点表明，他被中共渗透在海外的特工暗害。

家人说，“他没有肾脏问题。”而且，家属“没有得到具体通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遗体被匆匆火化”。孙毅的朋友回忆，8月还请孙毅校订以他为主人公的一本书，几天后他就突然失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


他的求救信如同漂流瓶，闯过数不清的浪礁险滩，奇迹般穿越了太平洋，但他却没有能像这封信一样，抵达那个自由的国家。

流亡在远离祖国的一个小岛上，没有家，没有亲人的注视，孙毅在中秋节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他的故事。

他五十岁的人生堪称传奇，就像“黑暗里的一道闪电”，他的故事告诉人们，即使深陷于一个发出声音都危险的地狱里，人仍然可以为自己的尊严呼喊；一个血肉之躯，仍然能以无论如何也摧毁不了的信念，守住自己的“道”。他名字里的“毅”，涵义就是：志向坚定而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