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夺权政权后，不断进行各种政治运动，大规模摧毁着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信息封锁，多数人只能听其一言堂的宣传。而在50年前，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张大熊就已经觉醒，他发现共产党强迫人民学习政治的目的是要禁锢人民的思想，其宣传是虚假反民主的，并预言“共产党的专制一定会彻底消灭”。

张大熊，出身上海市资产阶级家庭，1961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材料及制品系混凝土与建筑制品专业。

早在中学时代，喜爱音乐的张大熊就偷偷收听美国和台湾的广播电台，对海外的音乐做了大量录音。结果被校方发现，在1964年被记过处分。校方认为他“不暴露思想，对现实极端不满，用消极沉默的手段来对待历次政治运动”。可见毛时代的人们确实连沉默的自由都难以享受到。

张大熊还写下大量的所谓“反动日记”，批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时，搜出了张大熊的日记，发现其中有大量“反动言论”：

“唉，两天的时间都被浪费了（注：二天开会学习），可是我的收获倒不少呢！进一步看清了共产党怕我们造反，就逼着我们天天开会学习政治，使我们没有时间来想，又拚命喊多穿多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一天不学习政治开会，思想就会落后，其实，如果多想，就会认识到共产党的卑鄙——假民主，假消息，吹牛皮、一切都是假的，就会有反抗情绪，思想就当然要‘落后’了。”

“……订个人规划，内容无非是无条件接受共产党统治”“每天这样的虚伪，看到了共产党的卑鄙可耻”。

张大熊认为共产党搞大跃进是“勒索民财”，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疲劳轰炸”。他日记中写道：“共产党自己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钢，空中取物，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没有空来思考是非，每天做十、十一点钟，可以防止我们反抗，一种疲劳轰炸”，“思想原来是自由的，而现在都锁上了共产党的政治锁了”等等。

“总有一天会来一个火山大爆发的，那时的爆发却不止我一个人呢，是全国人民。”张大熊专门在古墓“尽忠报国”石碑前拍照，以示内心。

1966年文革爆发后，张大熊跟他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母亲一起转移和藏匿私人财产，支持母亲对抗红卫兵，并阻止其哥哥“交待坦白”。他一直不到同济大学参加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还劝阻其他同学：“你这样搞有什么好处，参加东方红不好，以后反过来要倒霉”等等。

后来，红卫兵勒令张大熊检查，对其进行批判时，他以逃跑抗拒。

1967年11月，同济大学拟开除并劳教“反动学生”张大熊，最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认定“张大熊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品质恶劣，且无悔改表现”，给以“暂不毕业，留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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