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苏联军队攻占了柏林，纳粹政权即将灭亡，希特勒和妻子自杀。第二天，纳粹二号人物宣传部长戈培尔夫妇也决定自杀。希特勒的女秘书等请求把孩子们交给她们设法带出去，但戈培尔不同意。所有的女人、炊事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进来向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下跪，为孩子们求情，但玛格达冷酷地拒绝了。六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四岁）喝下安眠药后，由一名医生给他们注射毒剂而死。随后，戈培尔开枪自杀，玛格达也服毒自尽。

直到死亡，玛格达都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他人的命运，剥夺他人的生命，包括自己孩子的生命。玛格达彻底接受了纳粹思想，狂热地用纳粹思想毒害他人，也毒害了自己的亲人。

“荣誉母亲”杀死了六个孩子

戈培尔曾是纳粹二号人物，他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便是：谎言说了千遍就成了真理。他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也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对法西斯主义死心塌地。她说：“我当然也爱我丈夫，但我对希特勒的爱更强烈，为了他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平时，她完全按照纳粹理想女性的标准履行女人的职责，甚至连她生六个孩子也是按照纳粹主义的妇女观行事的模范行为。由于生了一群日尔曼血统的孩子“赠与元首”，一九三八年玛格达成为首位获得“德国母亲荣誉十字勋章”的妇女。

然而，这位“荣誉母亲”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的？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包围了柏林，纳粹政权即将灭亡；尽管如此，玛格达仍然忠心耿耿追随希特勒，和丈夫一起带着六个孩子住进希特勒的总理府地下室。身临绝境之时，她没有为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流泪，然而当希特勒在地下室里从西服翻领上摘下自己的金质纳粹党徽给她戴上时，她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最终，她和戈培尔将孩子们毒死后自杀。

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亲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极端残忍、冷漠、自私的。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极具迷惑性却极端邪恶的理想，许多受共产主义欺骗的人也被这种理想葬送了自己的人生。

斯大林临死前下令把情人扔进兽笼子喂恶狼

维娜•达维多娃是与斯大林保持二十年之久、最得宠的情妇。她在回忆录《我和斯大林》中，叙述了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同僚们，在政治生活中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凶残无度以及在生活上极端享乐和玩弄女性的淫乱与无耻。

令人震惊的是，斯大林临死前，曾下令将她扔进兽笼子喂恶狼。书中描述：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斯大林把维娜叫来，他嗓子里发出低沉的咕噜声，浓稠的口水流到了枕头上。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说：“你转告……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把她……婊子达维多娃……最该死……”奄奄一息的斯大林令人恐怖地呼哧着继续说，“交给拉夫连季……要让维娜•达维多娃破相，然后……把她扔进兽笼子喂恶狼。……要知道，萨沙，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漂亮妻子的，她在克里姆林宫的兵营里被一伙人强奸了以后你就是这样处置她的……行动是由萨尔基索夫和卡布洛夫指挥的……”斯大林再也说不出话来，又一次可怕地中风了。

对波斯克列贝舍夫来说，斯大林的话永远是最高法律，为此，他曾毫不怜悯地把许多人扔进了监狱，但这次他没有照办。他对维娜说，谁也不知道我们的谈话，他最后的几句话我至死不会说的，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天。按照维娜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她在最后关头活了下来。

马克思的家庭悲剧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生命极端漠视，二者都对数百万人的死亡无动于衷。恩格斯在《马札尔人的斗争》中写道：“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不仅将导致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王朝、也将导致整体反动民众从地球表面消失。那也是进步。”

对待家庭，马克思同样残忍与自私。马克思与女仆海伦私通生下私生子亨利而发生家庭危机时，恩格斯不惜自污名誉，承认自己是亨利的父亲，并将其寄养在一个工人家庭中，承担其养育费用。

在马克思、燕妮相继去世，恩格斯自己也是疾病缠身来日无多。这时他才下决心把真相告诉世人。可那时他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已不能说出话来。于是，恩格斯挣扎着用笔在一个盘子上写道：“法拉第（即亨利）是马克思的儿子，托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

托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在她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圣洁高尚的完人。当恩格斯告诉她马克思私生子的丑闻时，她崩溃了，并选择了自杀。马克思的二女儿及女婿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老年失去劳动能力﹐也双双服药自杀。

杨开慧最后的手迹怨恨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毛泽东在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称亡妻杨开慧为“骄杨”，连同毛那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被中共当成“毛杨情深”的佐证，被毛诗词注家赞誉为“绝唱”。然而事实上，毛泽东对杨开慧及孩子的生死完全不顾。

毛泽东曾有过四位妻子：罗氏、杨开慧、贺子珍、李云鹤（江青）。一九二零年底，杨开慧十九岁嫁给毛，和毛相处七年，与毛生下三个孩子。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毛泽东离别了刚刚为他生了第三个儿子的杨开慧，前往湘东组识“秋收起义”，失败后带残部上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第二年，毛泽东就另结新欢，与小他十七岁的贺子珍在井冈山同居后结婚。

当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住在离长沙东乡六十里的板仓。毛是国民政府缉拿的“共匪要犯”，因为杨开慧是毛妻的特殊身份，生命危在旦夕，毛打长沙路过板仓也没去看看他们。本可轻易接走杨的毛泽东，为了不坏他与贺子珍的好事，对杨不予施救。

毛决定攻打长沙那年，杨开慧带着毛的三个儿子就住在长沙市郊杨家的老屋里，而且就在毛去长沙的路上。毛率部驻长沙城外待了三个星期，如果有心把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接走，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毛没有做。很难想象，如果在毛的心目中杨开慧真是“百身莫赎”的话，他怎么会置她与自己的三个孩子于不顾呢？

当时守卫长沙的国民党长官何键逮捕了杨开慧和毛岸英，二十九岁的杨开慧被捆绑在木车上去枪决，一路喊：“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啊！”因为她还有三个孩子。

一九三零年一月杨开慧写的最后一篇手迹，充满对毛的哀怨，指责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从毛对待杨开慧和孩子的态度看，毛是一个道德败坏、自私冷血、不讲恩义之人。毛的四任妻子命运多舛，无有善终：原配罗氏年仅二十一岁病亡，杨开慧二十九岁被枪杀，贺子珍被毛逼疯，江青在狱中自杀。

被很多人称为“好总理”的周恩来，也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周恩来曾与孙炳文共事，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此时，他的“党性”战胜了人性，而“党性”正是共产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

家庭本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共产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表现形式，扬言要消灭家庭，消灭人性，所以这些共产主义领袖们会如此对待自己的亲人。

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是，共产主义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敌。在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中，它建立了包括苏联和中共国在内的一系列庞大的极权国家，造成了上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奴役了几十亿人口，造成了大面积的家庭解体、社会混乱、道德崩溃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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