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98年大陆洪灾，因为长江最为严重又称1998年长江大水，是该年夏天在中国的长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干支流发生的洪水灾难，造成415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22年过去了，许多中国人仍不知道这场灾难背后的的内幕。
1、小洪水引发大灾难

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遭遇了一场世纪洪灾。

尽管中共新闻媒体统一口径称此次洪水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但许多水利专家们却认为，这场洪水本身其实并不算“特大”。衡量一场洪水大小的重要标准是最大洪峰流量。根据长江宜昌水文站的观测资料，此次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秒，略大于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60,300立方米／秒，但远未达到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72,300立方米／秒，因此，专家认为此次洪水应该属于“小洪水”。

然而这次洪灾却意外地酿成“高水位，重灾情”。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灾难过去后，官方的内部统计证实：洪水受灾人口近4亿，死亡近5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

国内曾对这场洪灾的原因有过争论，焦点是天灾还是人祸。很多专家认为这次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其实，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江泽民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

2、严防死守保江龙脉

1998年8月6日，长江上游第四次洪峰将到达湖北宜昌。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联合呈上了启用荆江分洪区的请示报告。中午12时，沙市的水位已经达到44.68米，超过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分洪区群众开始向安全地带转移。16小时内，分洪区完成了33万人、1.8万头耕牛的安全大转移，但是荆江分洪闸最终没有被开启。

按照国务院专门制定的长江防洪计划，一旦沙市的水位达到44.67米，荆江分洪区就必须开闸分洪。此后的8月12日和8月16日，荆江分洪区的居民两次转移，为分洪做好准备，而分洪闸依旧没有打开。

8月17日9时沙市水位上升到历史最高水位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高出0.55米。

在此前一天，8月16日22时30分，温家宝在沙市听取气象、水文专家的汇报，决定是否要分洪。而江泽民则在四个小时前（18时20分）就已经发出命令，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否定了分洪方案。

事实上针对这次“特大”洪水，江指示中共中央确定了“严防死守、力保长江干堤”的方针。在7月21日深夜12点，江泽民打电话给温家宝副总理，要求“沿江各省做好迎战洪峰的准备……，严防死守”。7月28日第三次洪峰正在通过武汉三镇，当时新华社报导：江泽民对此“十分关切”，他在给温家宝的电话中，要求“人在堤在”。8月14日江泽民在湖北省视察抗洪时指示：“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

“严防死守”的口号被喊得震天响。在汛情的发展中，尽管洪水滔天、愈来愈猛，尽管地方多次呈请中央启用荆江分蓄洪区，分洪的方案都没有得到江泽民的批准。

其实利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是西方发达国家防洪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因为按协议使用分蓄洪区，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荆江分洪工程建成于1952年。在1954年特大洪水期间，荆江分洪区曾被三次启用，使最高洪水位减低了0.96米。据专家分析，如果1998年利用荆江等分蓄洪区分洪，应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将8月17沙市的历史最高水位45.22米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则长江水位就不会在荆江河段造成如此紧张的洪水险情。

外界一直难以理解江泽民为何拒不接受专家们的劝告，坚决不同意从荆江分洪。后来有人传出，江泽民当时相信了在中南海走红的一位易学先生透露的“要保龙脉”的“玄机”。江泽民相信如果从荆江分洪区分洪，主动决堤，就等于挖断了自己的“龙脉”。1998年是虎年，正是江上台近10年的第一个本命之年，江泽民更是不敢怠慢，于是决心严防死守，决不可主动开闸泄洪。

中共号称“无神论”，不过党内很多高官却非常相信风水，求神问卜的不计其数。毛泽东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卫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在进北京前，有老道告诉毛四个数字“8341”。毛不解其意，但仍然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卫军。后来毛死后，才知道“8341”是指毛活到83岁，从1935年遵义会议掌权到1976年逝世，一共掌握最高权力41年。

中共高层领导内部都知道江本人十分信奉风水、阴阳、命理。“六四”学生运动遭镇压后，江泽民也希望通过风水来延续统治，当时在北京做了三件事。一件事是给白洋淀灌水。北京六朝帝王之都，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水，是所谓披山带河的风水宝地。但是中共统治造成的生态危机使北京南面的白洋淀干涸。因此江泽民打着恢复华北明珠的旗号，给白洋淀灌水，实际则是为了恢复北京的风水，以求江山永固。第二件事，则是加高天安门的旗杆。因为天安门放着个停尸房——毛主席纪念堂，破坏了故宫的风水，而旗杆的高度比停尸房还低，风水先生说这样阴气太重，于是江泽民又以扬国威，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为名，增高旗杆。增高后的旗杆远远高于毛的纪念堂。第三件事是搬走天坛的土山。这个土山是毛泽东时代深挖洞广积粮挖出的黄土，堆积在天坛公园朝天神路的西侧，形成了一个比祈年殿还高的土山。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江泽民命令把土山搬走，在原来的地方种上柏树。

江很在意犯忌，虽然到处走，“镇江”这个地方江泽民就从来不去，因为怕被镇住，坏了风水。江泽民对下属的言语吉凶更是敏感，谁要敢犯了江的忌，必给以颜色，连省级干部都随意撤换。

前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在任期间到机场热情迎接江泽民到湖南考察。王茂林准备大大地款待江氏一行，早已为其安排好了一切。王茂林非常高兴豪爽地对江说：“到了北京听您的，到了湖南来听我的。”这句话在中国人来讲，都知道是盛情款待的意思。可独裁意识极强的江泽民已经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考虑问题了，一听“到了湖南来听我的”这句话就认为是要夺权的谶语，极为不满。事后没过多久，就将王茂林调到北京当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当副组长──一个形同虚设的职位。王茂林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于是百般向江泽民表忠心，后来江终于给了他一个掌握实权的职位──“610”办公室主任，结果2004年底被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告上法庭，并在反对迫害法轮功的“追查国际”组织那里挂了号。

江泽民还喜欢好名字的吉利，比如滕文生、贾廷安、由喜贵、王沪宁等人有了好名字就可以升官，李长春的名字也很好，很受江泽民的重用。

这次长江大洪水，江死保其“龙脉”，拒绝启用荆江分洪区泄洪。朱镕基、温家宝等人只得硬着头皮执行江的指示，对外则说是泄洪会造成更大经济损失。事实是，这次洪水期间，荆江分洪区的居民曾3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为分洪做好了准备，可以说，万事具备，只等一声令下即可分洪。

在江泽民的天平上，洪水灾区亿万民众的生死远远不如他的“龙脉”重要。

3、借机调兵坐实军权

江泽民拒不采用分洪方案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借此调动军队，真正掌握实权。

 江泽民虽是军委主席，但是一辈子没摸过枪，更没有老将军们疆场拚杀的资本。没有机会在军中树立威信，在关键时刻军队是否能无条件服从其指挥，江泽民心里一直没有底。邓小平死后，江更加急于找机会建立自己在军中的绝对权威。然而在和平时期大规模调遣、演练军队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否则势必引起周边地区的不安和抗议，甚至引发国际争端。1998年入夏以来长江出现几乎是全流域范围的洪灾威胁，江泽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1998年8月7日，长江的九江段干堤决口。当晚，江泽民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总参谋长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被指定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

在这次军队“抗洪抢险”行动中，江泽民调集了广州、济南、南京、北京和沈阳军区，包括空军、海军、二炮、武警部队以及解放军沿江沿湖各大专院校，共计10多个集团军、30万官兵。114位将军、5千多名师团级干部听从江泽民调度亲临长江大堤。在这场洪水中，总计出动官兵700万人次，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500多万人次，用兵总人数居然超过了中共建政之前的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人数的总和。

此外，江泽民在抗洪部队中还进行了“指挥互换”的操演，如将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对调指挥。这显然与抗洪抢险毫不相干，完全是军事演习的训练内容。不但如此，抗洪部队还经常接到换防“转移阵地”的命令。例如，某摩托化师被紧急空投至武汉，再赶到800里之外的石首、监利——如果只是为了紧急抢险，直接空投石首、监利自然最快，何必让将士空耗体力，而且还耽误时间？又如，北京军区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抢险，然后接到命令赶往湖北沙市，最后又急急赶赴湖南岳阳，如此等等。

实际上，冠冕堂皇的“抗洪抢险”口号，不过是使得江泽民“师出有名”，能够在和平时期检验自己对军队的权威控制而已。如果采用分洪方案，江泽民就不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调集和军事操演，因此江无论如何坚持不分洪。灾区亿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不过是用来调兵遣将的砝码，几十万官兵的性命，在江泽民眼里也不过是儿戏。军队士兵们奋勇拚搏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时，并不知道将百姓、官兵性命置于险境的正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特意过了一把军委主席的干瘾。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一起乘飞机到湖北沙市，查看长江堤防重点险段的位置和参加抗洪抢险部队的兵力部署。在飞机上，江泽民问张万年：“现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队？”张万年答道：“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仅在湖北，就集结了8万多兵力。济南军区、南京军区还准备了5个师的兵力，正处于紧急出动状态，可以随时调用。这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他们到达荆江大堤后，在众多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前，张万年打开军事地图，向江泽民汇报了参加抗洪部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江泽民像总指挥那样地问张万年：“济南部队现在哪里？”张万年指着地图答道：“在武汉。”江泽民又问：“空降兵部队呢？”张万年答道：“在洪湖。”接着张万年又向江泽民汇报……。听完汇报后江泽民发表演说：“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与老百姓有着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的人民军队。还是那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过瘾！”江泽民真是过足了军委主席的干瘾。和平时期的司令不需要冒任何危险，如此指东道西，江的发挥可以演好几遍。悲哀的是，如果真的是战争来临，恐怕连江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不管怎样，江泽民利用长江洪水，组织了自“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进行了一次渡江战役以后的最大一次兵力调动，满意地检验了军队不顾险情只听命于自己“核心”地位的“政治觉悟”。通过这次调兵，江泽民真正地掌握了军权，完成了第二、第三代之间的权力交接，这正是“严防死守”背后的第二个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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