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这就让人们有点想不通了，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钦定的党的第二号人物，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了，为什么还要叛党叛国、阖家出逃自取灭亡呢？

1996年10月31日，国内外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个“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的发言，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这两年，我看了不少建国后的史书，看了林彪的命运，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也是这个“逼”字。发人深思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叛党叛国”的绝路？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加上林彪“功高震主”， 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的视野中，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下一个“斗争目标”。只是林彪滑入政治深渊的速度比当年的刘少奇更快，这点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九大以后林彪地位迅速上升，几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势，这成了毛泽东难以治愈的一块“心病”。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曾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本来是毛泽东一手安排造成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这就造成了“九大”前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林彪不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有22个由军队将领担任；各省级党委中62%的干部都是军人），因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九大中的军队代表人数急剧增加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一手提拔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他就感到揣揣不安，“大权旁落”的担心就产生了。几十年习惯于大权独揽的伟大领袖，晚年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大权旁落”。想当初，他亲自选定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要“旁落”了，“接班人”随即在他眼中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雪夫”，于是不惜精心策划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拉下马来，而且让他最后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因为“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毛泽东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林彪这个“接班人”就是军人出身，如果林彪也要用他的枪杆子出一个政权，到时候，他毛泽东恐怕就只能真的大权旁落了。毛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不要说其他人，就是林彪，他敢说那样大逆不道的话吗？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藉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可惜人老多疑心，即便伟大如毛泽东者，照样摆脱不了这个宿命。于是，红太阳口头上称要把“九大”开成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心中盘算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

其实，毛泽东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完全是多余的。林彪长期受着疾病的折磨，不但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没有了，而且对他分管的事务实际上也很少过问。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这样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林彪，想要“篡党夺权”，不啻于说我这个小教师想当国家主席为国家做贡献一样可笑。

再说，林彪要“篡党夺权”，肯定要有自己的一套班底，一般人以为就是军委办事组。而据张云生回忆，林彪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关系却是若即若离。“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一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并无‘私交’。我在‘林办’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向了‘高举’、‘突出’、‘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在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无单独接触。”“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没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

又有人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是通过他的老婆叶群……”，叶群把一切都办妥了。这简直就是笑话，翻开中外历史看看，有自己什么也不干，依靠一个老婆就能“篡党夺权”的吗？张云生对此是这样说的，“依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边胡作非为，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里听到一些，又是经叶群用花言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见处于病态的林彪受叶群摆布，但无能为力。”“事实上，叶群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几乎从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出了成绩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战备训练以及人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也承认：“……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尽管如此，“伟大领袖”一旦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林彪只能注定是在劫难逃了。

按道理，要搞掉一个法定的接班人，并不是“伟大领袖”一人说了算的。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中国权力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不要说“伟大领袖”毛泽东了，就是地方一把手，也能顺利地把党改造成了他个人的“一言堂”。尽管林彪在九大上人多势众，但毛泽东只是略施故伎，利用多年来个人崇拜气氛为他造就的绝对权威，抓住“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议论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同时不惜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当时，红太阳的个人权威已经推至登峰造极的境界，虽然只是“我的一点意见”，却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违心地高呼“万岁”、“坚决照办”。就这样，林彪的穷途末路在此时已经注定了。

不久，随着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三板斧的成功实施，特别是为期28天的南巡，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 13次大讲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以此逼迫林彪铤而走险。就这样，毛泽东一步步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了“叛党叛国”的绝路。

现在重温这段历史，真是让人感喟无穷。我怎么也不明白，“与人奋斗”，真的就那样“其乐无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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