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到了9月30日,以此纪念震惊全球的印尼“9・30”事变。
印尼事变与华人(1)起因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了当地共产党政变事件,使中国的“输出革命”政策遭到一次惨重的挫败。
印尼,历来被称作宗教宽容之国,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通婚在那里很平常。印尼从民间到政府所信奉的社会准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从50年代起,中共向印尼投下最大赌注,试图拨转印尼的国家政治方向:拉拢苏加诺,向印尼提供经济援助,扶助印尼共产党(PKI),操纵华人配合印尼共党的“革命运动”等等。据说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称: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我们有条件通过这些华侨使东南亚改变政治颜色。
利用华人在侨居国进行共产主义颠覆活动,是60年代中国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的海外活动规则是“职业外交听从革命外交的领导”。驻外的中国使馆掩护和配合当地国的中共地下党开展活动,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则以“中国使馆”为招牌和面具。在东南亚诸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归属中共“东南亚情报基地”领导,该基地设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消息说,该基地负责人是中共“对外联络部”(中共的对外颠覆机构)的干部李某,他的掩护身份是中国驻印尼使馆的“一等秘书”。
在二十世纪50年代,东南亚华人的普遍态度并不亲共。中共若利用华人,需要施展阴谋。在中国驻外使馆里,有一些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人员,专门从事在当地国华人圈里进行渗透,暗组地下党。他们的策略主要是:
一、以给予生意便利或虚荣名誉的好处,贿买海外华人的民间社团首领,使华人社区变成可受指使的工具,对海外“华校”更是如此。
二、“收买”一些进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政界、科技界、商界等领域内的海外华人,给他们以某些小利益,并展示给其他华人看,起到带动作用。
三、物色一些贪图小恩小惠而无道德意识的海外华人,作为中共在海外活动的基础。中共称他们为“爱国华人”。那些“爱国华人”的通常做法是:自己拉拢几个人,参与某个同乡会或者什幺小团体;然后去向中国领事馆表忠心求领养,然后自己任命自己是“侨领”,之后就可以有中共方面的小恩小惠了。
四、拉拢海外华文媒体,主要是华文报刊,以此来影响华人群体的政治倾向。对于任何一份独立的华文报刊或媒体,只要它有较多读者观众,中共都设法施加影响。通常,人们只要看看华文媒体的内容和倾向,便可知它是否有中共的影子或者被中共所操纵。出现在亲共的华文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常被中共以“国外报导”的名义转述给国内人民。
为把华人群体从当地国人民里分离出来,中共使用的手法之一是挑唆离间华人与当地人、当地国政府的关系,使华人失去融洽的生存环境,最常用的套路便是煽动“华人受歧视”,所以人们一看到这种煽动便可知其背后必定有中共势力的操纵。中共认为海外华人处境越孤立就越使华人不得不依靠所谓的“祖国”势力,从而能够被中共所利用。这在印尼已经取得了经验和成功,在缅甸、马来西亚、泰国也有望成功。
此外常见的中共的海外宣传是“中国强大了,华人才会有尊严”,“华人要靠祖国才能在海外生存”等等。众所周知,华人的“祖国”是指他们的祖先创造和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并不是现今的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海外华人常把“中国”与“祖国”这两个不同概念划上等号,这种错位现象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中共则充分利用这种错位意识,诱导华人把“爱祖国”与“支持中共政权”等同起来,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华人。那些“爱国华人”逐渐在华人圈里形成亲共势力。如果这种势力不受抵制地蔓延,最终会把一些华人社团变成被中共操纵的“第五纵队”(潜伏的敌对势力)。
在印尼方面,60年代,苏加诺总统加速倒向共产阵营,印尼共党的势力加速蔓延,华人社团的“革命”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印尼社会弥漫着一种吊诡气氛,印尼共党的蓄谋和华人的不轨行为倍受疑惑。2004年有一份资料披露:当年中国使馆和印尼共党主席艾地之间的秘密联络员之一,就是现今北京侨联成员、北京市旅游局车队的一位化名“张华”的印尼华侨,此人是中共扶植印尼共党进行“革命”动乱的证人之一。
进入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东南亚,共产党制造的动乱已是风起云涌。印尼在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亚洲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印尼共党渗透进印尼国家的方方面面,已是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国内的依靠力量,而中共也成为苏加诺在国外的呼应力量。印尼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危险性遽然加剧,但苏加诺却采纳印尼共党势力来遏制印尼的民主势力,还不断强调要防范西方民主国家的“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
印尼共党主席艾地(Dipa Aidit)在1965年公布的印尼共党势力和外围组织如下:印尼共产党300万人,共产青年团200万人,妇女会200万人,工会500万人,农民协会1000万人。总计2200万人。
从1965年初,印尼共党便试图染指国家军事系统。艾地向苏加诺提出把印尼共党所操纵的势力武装起来组成“第五兵种”(印尼现有四个兵种是国家的陆、海、空军和警察)的建议,引起印尼军方的警觉。1965年3月苏加诺改组内阁,撤换内阁中抵制共产主义的成员,使印尼共党的势力进一步在国家中枢层面得到膨胀。5月,苏加诺多次宣称:“没有共产党帮助,印尼永远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国”,“我是共产党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我把印尼共党看成是我的兄弟”等等。苏加诺的亲共政策激起了印尼社会的普遍不满,然而这并不能使共产党真心待苏加诺为友。
大部分印尼人民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安全正受到共产主义的严重威胁,而印尼军方确认这种威胁在内部来自印尼共党和华人,在外部来自共产党中国。印尼社会到底会被什么人主导走向哪里的问题,已经失去循民主程序的选择机会,因为印尼共党不给印尼人民这样的机会,他们首先动手,在1965年9月底发动了强夺政权的“9・30政变”,企图一举实现共产党统治。
9月,印尼共党份子、苏加诺总统卫队中校翁东(Untung)等人与某些亲共军人合伙密谋军事政变,准备绑架和杀害印尼军方的主要将领和夺取政权。9月30日夜,在苏加诺的默许下,翁东等人开始行动。7辆卡车满载身穿总统卫队服装的武装士兵从哈林(Harlem)空军基地出发,深夜来到首都雅加达,对印尼“军事委员会”7名最高级成员的寓所实施袭击。印尼陆军司令等6名将军被绑架杀害,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A.H.Nasution)只身翻墙逃匿,他的小女儿及家人被当场枪杀。与此同时,印尼共党发动叛乱,占据了国家电台和其它要害部门,暂时控制了雅加达,史称“9・30政变”。苏加诺当然知情,他对残忍杀害7名印尼将军一事的看法是:“在革命过程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自然的。”天亮后,翁东等人宣布成立由45人组成的印尼“革命委员会”来取代总统内阁,接管国家政权。翁东等人并没有将苏加诺加纳入“国家革命委员会”之内,表明了印尼共党实际上不与苏加诺站在同一阵线甚至根本不是朋友。此时,印尼共党在各地的组织和潜伏在军队中的同党都异常兴奋做出策应行动,准备接管当地政权。国家顿时陷入混乱。
“9・30政变”是印尼共党卸下“合法政党”的面具而转为叛乱组织的关键一天。至此苏加诺才明白印尼共党原来是在夺取国家政权。这虽然出乎苏加诺的意外,但此刻他仍在庇护政变者。10月1日上午,印尼陆军战略预备队(预备役组织)的长官苏哈托(Suharto)少将,得知7名将军遭到绑架杀害和国家面临危难时,愤然出头要求召集陆军参谋部会议。苏哈托在军队系统中的军阶低,而且手中无兵,但他仗义执言,严厉斥责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党策划的。”参加会议的陆军将领众怒一致,决定奋起反击印尼共党谋害国家的阴谋,他们公推苏哈托展开反击,赋予他陆军指挥权。于是苏哈托迅速调动陆军开进首都,当天傍晚就控制了雅加达的局势。10月2日晨,苏哈托指挥陆军部队攻占哈林空军基地,逮捕了翁东等政变者们。10月3日凌晨,沉默两天之久的苏加诺见到印尼共党的政变大势已去,尴尬露面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貌似中立地号召“避免武装冲突,寻求政治解决”。他不得不承认苏哈托行动的正当性,同意苏哈托负责恢复印尼的治安和秩序。至此,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印尼军方一举挫败共党,挽救了印尼的国家命运,苏哈托从此独裁当政长达32年。给印尼引来祸水的苏加诺被人民所唾弃,苏加诺的助理说:“可以认为始自1965年10月l日,苏加诺时代终结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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