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迫害的「诺奖」作家巴斯特纳克-2

接上文
（前言）苏俄反共作家、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伯里斯．巴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nak. 1890-1960)，逝世虽近十年（编按：至今已经离世53年），但他那部因暴露共产制度罪恶和反映苏俄人民的精神状态而震动世界文坛的代表作《齐瓦哥医生》（Doctor Zhivago，又译为《日瓦哥医生》），却评价日高，流传日广。因之，巴斯特纳克的生命意义，已借着他的艺术创作，而永生于世界文学史之中；且因其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对全人类的反共斗争做出了高贵的贡献，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四
巴斯特纳克对于人类的贡献，不只因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创作了一部媲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辉煌巨著；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长期沉默之后，在孤寂的暮年中，以犀利的笔，挟雷霆万钧之力，击破阴森的铁幕，戳穿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御用文人的美丽谎言，使「社会主义天堂」从内部崩陷了一个严重缺口，流出了俄人四十余年来的郁积血泪，使自由世界的人们，清楚地窥见了陷身铁幕的俄人的阴森恐怖的「幸福生活」真相。而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手忙脚乱，语无伦次。初则动员苏俄党政御用舆论力量来围攻巴氏，以一切恶毒言词来抵毁他，用一切共产党人所惯用的「政治颜色」给他涂「花脸」；继之则誉之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一个杰出的翻译家」毛共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机构，一直在俄罗斯的作家中，千方百计地搜罗『东方叛徒』。他们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看重文学才华，但是……他们所承认的，并且努力寻求和大力发掘的，只是俄罗斯作家中的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天才』，而于一九五八年，基于政治目的，把奖金授于了臭名昭著的叛徒，——反共小说《日瓦哥医生》的作者巴斯特纳克。国际反动派并且由此掀起一个世界性的反苏反共的浪潮。」（注七）。

巴斯特纳克七十年的生命行程，跨越了沙俄时代和苏俄时代。对于苦难中的俄国两个时代的暴君之残忍与恶毒，他太熟识、太清楚了。他极端憎恨沙皇的专制，他曾衷心的欢迎「十月革命」，以为革命的暴风雨将为俄人冲洗一切苦难，带来自由、幸福。但不久，事实告诉他：「无产阶级专政」和沙皇的封建制度，形式虽异，本质则一，以暴易暴而已。俄国人民刚刚挣脱了旧的桎梏，却又套上了新的枷锁。因此，巴斯特纳克由怀疑「十月革命」而痛恨共产制度，而终于在二十余年的缄默中，观察、思考、孕育、创作，完成了不朽之作《日瓦哥医生》，以「日常现象来解释真理」（巴氏之语），在真理面前为俄国人民的旷古未有的苦难，做了公正的见证；在全人类面前，向历史提出对共产主义和赤色暴君的严正控词。

巴斯特纳克生前十分明白：赫鲁晓夫要填补这个由他一手炸开的「缺口」，有一天会要以他的生命和白骨为砖石的。然而，他无惧于此，他在忍受了长期的痛苦和沉重的抑郁之后，决心为真理牺牲，为信仰殉葬。他说：「我老了，最不幸的遭遇不过一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答西方记者）这是坚贞的殉道者受难前的豪语，也是使刽子手们为之胆寒的英雄气魄。

巴斯特纳克，使我们想起了「十月革命」时代最为列宁所器重的诗人玛雅可夫斯基．弗拉奇米尔．弗拉奇米罗维契（Mayakovskly Vladimir Vladimirovihc.1893-1930）和两度获得列宁勋章的名作家法捷耶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维契（Fadeye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1901-1965）。他们对于苏俄的「十月革命」，都曾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才华、智慧，他们以诗人、作家的良知，愤恨沙皇的残暴，以豪壮的声音，颂扬革命，呼唤明天。但是，「十月革命」以后「解放」了的俄国人，饥寒交迫，甚于沙皇时代，斯大林、托洛茨基、马林可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人的阴谋权术，争权夺利，较帝俄时代的贵族权臣之倾轧排挤，有过之而无不及。铁一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的「梦」，使他们感到受骗又骗人的痛苦与内疚，使他们看到自己用心血、智能写成的作品，无一不变成空话谎言；使他们感到对于他们自己所深深挚爱的人民、国家，过去、现在、将来，实际上毫无贡献。生命的空虚，希望的幻灭，使他们失去了生存与创作的勇气与凭借。于是，他们举枪自杀，以死，弃绝他们恐怖、血腥的「社会主义祖国」；以死，弃绝他们失望的「共产主义天堂」；以死，弃绝暴君斯大林和赫鲁晓夫。

巴斯特纳克呢？他不，他不像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一样无言而逝，他选择了战斗。他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和爱心，奉献给他苦难的祖国和受迫害的同胞；他决心为真理，为正义，为人性的尊严，为崇高的理想——自由而牺牲。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行动的顺序早就计划和布置好了的。

因此，无法避免最后剧幕的下降。

我孤独地站在这里……

要生活到生命的尽头不是儿戏。

这首诗，是诗人生命的「宣言」。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巴氏的性格是如此的倔强。在他七十年的生命过程中，从不颂扬新旧时代的「伟大人物」，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的沉默，更完全表现了托尔斯泰所说的「真正的基督徒，可以无抵抗地『屈服』于强暴，但绝不承认强暴为合法」的高贵精神。这要不是有最倔强的性格，最坚韧的生命力是不能做到的。而最后，他终于忍无可忍的向人类、向世界庄严地宣布：

「我确实相信，我已经以艺术家的身份作了见证，我已经写下了我亲身经历的时代。」

（待续）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