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下面只能出王权和皇权 选票下面才能出政权

“枪杆子出政权”，这句“名言”的确“非常精辟”，已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自然法则。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几乎都未逃脱这一名言。尤其是中国。就中国而论，纵观历朝历代的政权更迭，无一不是枪杆子出来的。几乎从未有逃出“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的则律。枪杆子出政权的终极宗旨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

唯中国的辛亥革命比较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国家观。虽然辛亥革命也是武装起义，实际上清王朝是和平退位，故而流血最少，没有打得稀巴烂。民国政府没有对清王朝的皇族大开杀戒，还给予其一定的生活待遇。于是，改变了“家天下”的世袭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实现了宪政，统治者是选出来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至今仍不过时，经得起历史的沧桑。

蒋介石的东征、北伐，也是枪杆子统一了中国，确立了统冶地位。但他始终未真正统一中国，最后终成“败寇”。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怀着“拯救国家”的理想抱负寻求马列主义的“真理”并为之而奋斗，最后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共先辈们为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暴君”。其人早年兴许曾有过追求光明梦想的一面，兴许在他年轻时代就形成其政治野心的大观。所以，他混入中国共产党的阵营后就开始了他的经营。农民出生的他，后来竟成了气候，成了世界超级野心家、超级阴阳谋家、超级匪首、超级暴君和超级“政治流氓，生活流氓”（“知夫莫若妻”的杨开慧对他的八字评语）。他跟历史上农民起义一样。最初他上井冈山降服了袁文才、王佐，当上了小匪头起家“闹革命”。此后，在漫长的波谲云诡的“长征路上”极尽其淋漓尽致的纵横捭合的卑劣手段篡夺到红军和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可他并不满足于坐中国的江山，当中国的“皇帝”，更觊觎共产国际的头把交椅，做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由此，在他后来几十年岁月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更甚于惨绝人寰残害同他一起打江山、谋政权的一大批同僚。诸如建国后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长征”遵义会议前中共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之一的张闻天，他口称的“彭大将军”、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和贺龙，还有他钦定并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其时的中共副主席的林彪。就连“长征”遵义会议前“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也未能幸免其难。为了实现他“家天下”的夙梦，除其障碍，让周死在他的前头，在周临终前的癌症晚期，竟然通过汪东兴下达四条指示：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二、不要检查；三、不要开刀；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其歹毒用心昭然若揭，拖死周恩来后实现其权位的顺利移交予江青。

毛泽东这位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的超级邪恶、独裁的杀人魔头，战争狂徒，也曾经在被捕后出卖过同党。他以篡政三年半的内战，以数以百万计的同胞子弟的鲜血和生命筑起了“共和国”的新皇权宫殿，再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杀人六七千万之众，荒诞所为的“三年大饥荒”和“反右”致死了四千余万华夏儿女，其杀人大单的总成绩应在过亿人的天文数字之上。他甚至还梦寐以求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日到来，再以三分之二同胞四亿多人（当时我国人口为六亿多人）的性命去换取所谓的“世界大同”筑做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黄粱美梦。他对中国人民乃至人类犯下滔天大罪，可是千真万确的血泪史，是如此的不一而足，罄竹难书，绝非人所杜撰。国贼毛泽东在篡政夺权后的所做所为、杀戮无度的二十七年独裁专制，似乎让人民有所觉醒，对毛共篡政的宗旨得以厘清。

这里作一个简单的对比：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满清王朝，不仅并未大开杀戒，还自动退让其总统之位予野心家袁世凯。孙中山先生为何要让位？因为他革命宗旨不是“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而先生的“三民主义”精华却长存，其生命力经得起历史长河、惊涛骇浪的冲刷和荡涤。“亚洲四小龙”之称的蒋经国先生时代的台湾社会不是检验了中山先生崇高理论的效果吗？且看古今中外，无论是统治者或国民，谁不高调复兴（或振兴）自个的民族，谁不疾呼民主、自由、平等？更要追求百姓的幸福生活。无论哪个主义，何种信仰和理想，超脱得了“三民主义”的主题和内涵吗？

再看从胡温政权时代到习李政权的今天，中国已跃居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尽管在社会的多个领域还存在诸多的隐患乃至致命之疾）。如果还是狗屁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会有今日国家综合实力的现状和社会的局面吗？

还回首蒋介石时代，在他的东征北伐统一中国后也并未杀戮那么多的同胞。他为其政权巩固对其政敌的中共自然无疑势不两立地要格杀勿论；他的“攘外必先安内”也并非投降日本强盗，且在八年抗战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是如此，恰给毛共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足够的、不可多得的时空良机。“九一八”沈阳、东北沦陷，蒋曾在日记中写道“如丧考妣”，虽然敌我力量太大悬殊，声言要亲临前线抗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更誓言要与丈夫同生死。这是何等精神！

现在来细读李清源先生批露的毛泽东的“雷人”语录。历史的真相、毛泽东思想的“经典”和其人的诡诈之极就大白天下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时，毛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不了政权！”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千上万地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那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页～534页）。

毛：“……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己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朋友……。”（同日本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的谈话。1955年10月15日）。

毛：“……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潜台词：中国人民被皇军屠杀无所谓）。（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问中国大陆的外宾的谈话。1964年8月22日）。

毛：“（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1959年8月17日，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毛：“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人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以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人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是爱的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三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方针。”（以上几段均为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毛：“（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82页）。    
      
诸上所述，实为“大实话”一堆，的确是极致“精彩”、“标准”的汉奸语论。毛共为了达到其夺取政权的野心，毛泽东如此这般大言不惭，不吝其哗众取宠、标新立异、故弄玄虚、奴颜媚骨、阿谀奉迎的诸多怪论，不惜数以十万计、百万计骨肉同胞的鲜血和生命的卑劣行径。与蒋中正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内”一词相较，俨如天壤之别。何况国民党领导的国军同胞们又付出了何等高昂的惨痛代价呢？

倘若真如中共一代先辈们的初衷，夺取政权是为“解放全人类”，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为黎庶谋福祉、行民主、平等、自由或者就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行，也还说得过去。然而毛泽东登上皇位后，专制独裁的二十七年内并非如是。三十年代初，中央红军在苏区时，一次毛泽东与胞弟毛泽覃争论时，说不过其弟，举手便要打他时，其弟说：“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恰如其是，此语不幸言中：中共从延安整风后步步朝向这个方向发展。49年建政后整个中国就成了“毛家祠堂”至邓小平又继承了下来，确立了所谓“一个核心”的体制。

所以，毛泽东对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一词还远不可及，应当说是犯下了滔宇宙之巨大罪恶。他的狗头不从天安门城楼上拿下，“纪念堂”的腐尸不毁灭，彻底清算和批臭其罪行，自称国际共运老二的毛泽东，如何对得起国际共运老大的他的祖师爷斯大林？（斯大林都早被苏联人民清算过了）。更如何让被他残害的那一大批推他登上皇帝宝座的同伴们？那上亿中华血肉同胞在地下的阴灵又何能得以安息？

一代枭雄毛泽东，虽然开创了自己的时代，自认为可指点江山、改变历史。到头来还是被无情的历史所嘲弄，输了个精精光，落得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的下场。自他一命呜呼，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灰飞烟灭，其娇妻、侄子不到一个月即成了阶下囚。早在文革大闹剧时，李光耀就曾说：毛泽东搞的那一套东西是玻璃板上画画，大雨过后就冲得一干二净。

且观中国社会推衍至今的社会现实，凡是告别毛左思想、路线、体制，就一定程度地在前行；凡死抱毛左思想、路线、体制的党派就现满目疮痍、溃烂腐臭，乌烟瘴气。“四人帮”打倒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似乎让中国走上了一条奋起之路。然而，率先领头腐败的就是他的子女们。继而又将汉奸出身的江泽民受宠若惊地推上了皇帝宝座。一批批孝子贤孙们：李鹏、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回良玉……等等相继登台，红二代、红三代接踵而至形成的庞大权贵利益集团的卑劣行径己达丧心病狂、穷凶极恶、登峰造极之势。他们利用其所窃踞的权位，巧取豪夺。0.4％的虎狼恶狗似的人群占有了中国70％的财富。国家的经济命脉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十三亿可怜的中国人民怎能共享其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共躯体百孔千疮，几乎腐烂无余，濒临亡党亡国之境。胡锦涛主政十年的和谐社会未能如愿，人们寄望于当今的习李政权。

众多专家学者怀赤子之心，崇尚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高论大着和呐喊比比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不乏堂而皇之。个人认为，无论何种大观小论，评定真理的标准，不只听其言而要观其行。我们应当摒弃个人的恩与怨、利与害、得与失、“阶级”的仇与恨，才能客观、公正地正确结论。像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老先生，三代赤贫、“共产主义”原教派、地地道道的赤色分子铁流先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曾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的辛子陵先生等一批先哲先贤们，他们是共和国的亲身亲历者，他们的思想和论说才是真正客观公正和极具说服力度的。

中国今天的贪腐顽症在现实中已成病入膏肓的透顶之势。习李政权壮士解腕、大刀阔斧地反腐打贪以挽救党国于危亡之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并非不妥。封建社会尚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而今习王的废止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废止此前中共内定的“刑不上常委”和“免死金牌”的豪举何不令人鼓舞？国外很多国家的总统、总理任期内外都有被清算受审的事例。中国又为何不可？只要能为人民带来福祉，带来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时代，又何不拥戴？在毛左和权贵集团势力仍然猖獗的今天，人们的期待值不可过高，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话又回说，一个国家，哪个党领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所作所为和其执政宗旨是否真正让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退言之，倘若中共政权垮塌，偌大的中国也许会岀现数十个党、数百个派，乃至更多党派。党派纷争的乱象局面又将是一个何等的光景？中国社会的衍进又将拖滞何年？

本人很赞同赵德强先生〈试议主宰历代兴亡的一条铁律〉一文中“自掘坟墓律”（自掘律）之说。“自掘律”不仅对封建时代的盛衰兴亡起支配作用，对当代那些仍袭承封建意识，实行专制制度的非民主政权也逃脱不了这一兴亡规律的支配。

毛共更未逃脱“自掘侓”，“红太阳”已殒落去近四十年，千秋功罪全然盖棺论定，天安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大标语和“狗头像”、纪念堂里的腐尸早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应当尽早尽快地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桶，消失于历史的长河。

中共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毛泽东是“成王”。   
 
资中筠先生在她的〈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一文中讲得非常漂亮。打出来的国家有如下特点：一、政权私有；二、爱国忠君；三、轻视个体生命；四、需要愚民；五、需要适当的民生（仅防“水覆舟”，只可有其有限的民生，不可有民权）。所以，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人治”，而非“法治”。偶提“德治”，实为虚伪。而谈出来的国家，是开会讨论出来的，这种国度，以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最为典型，二百多年的政局稳定不变，总统是选出来的，没有内部的政治路线斗争，更无杀戮。它能成为世界头号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公认的。

中共的未来能否借鉴，逐步变成谈出来的国家，让国人留下期待吧。

个人认为，在中国的现阶段，我还是用铁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中共需要宽容，国人需要理性。”
本文系个人之管见，抛砖引玉，尚祈众智者指教！

写于赤水河畔

二0一四年七月七日完稿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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