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中共成立了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提出了人才培养规划。其中有一项是选一百名留苏预备生，送到苏联高等院校学习计算机。后来只落实了八十人，最后又被苏联降为三十人。

这批留苏预备生要到北京俄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学习一年。留学的专业已经确定，除去生活用语，俄语学习也专业定向，直接由苏联籍教师授课。这批优秀的高中生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出国，一半就读于莫斯科动力学院，另一半就读于列宁格勒工学院。出发前，计算所筹备处华罗庚主任对这三十位人们眼中的幸运者、“金童玉女”们说：“你们将成为我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专家。”

莫斯科动力学院始建于一九三零年，是俄罗斯最大的工科院校之一。列宁格勒工学院，原名叫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学院，一八九九年二月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创建，简称圣彼得堡理工学院，首批院系涵盖电气工程、冶金学、船舶建造以及经济学。

读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十五人是：孙乐之、薛凤林、华秀玲、程文铨、李树贻、杨培青、张淑文、王振山、黄清化、庞秀云、王玉祥、余丽珍、范臻、王玉芝、李颖芝。就读于列宁格勒工学院的十五人是：梁琦、宋德芬、范润林、窦喜平、何玉珍、张国光、张修、尹守峻、苏学智、苏梅珍、余泽和、吴景廉、李鹏飞、乞淑兰、焦桐礼。

经过五年半的艰苦学习，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四日，三十位中国的第一批留苏生学成回国，其中三分之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个别分到航天部五零二研究所等其它单位工作。

莫斯科动力学院最著名的毕业生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李鹏被授予莫斯科动力学院的荣誉博士，此称号还授予了中国长城工业集团公司总裁张通。而圣彼得堡理工学院，则是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冶金学家М.А.巴甫洛夫、А.А.拜柯夫、物理学家Н.Н.谢苗诺夫等人学习、任教或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

一、青少年时代的彷徨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今年八十五周岁，在“耳顺”之年六十三岁时，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初，用我大半辈子所见的事实，彻底的认清了共产邪党的本质，并走上了修炼之路。

1、中共邪党杀人起家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边缘的农村。四十年代初“八路“为了所谓的“开辟地区”，夜间偷偷摸摸的来到我们村里，晚上，把妨碍他们的老乡叫出门用铁锨打死，推到河里冰洞里。他们还要求家家把狗都杀死。

后来“八路”在我们那个地区还搞什么“减租减息”。四六年搞“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在所谓的“土改”的斗争会上活活把村里的父子两人打死。我那时受共产邪党的洗脑，还以为共产党闹革命杀死“恶霸地主”和“反革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才知道反革命（反对共产党）才是对的，才在理上。

中共邪党自从在中国篡政以来，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等运动中害死了八千多万人。我看到的事实：中共邪党就是靠杀人起家的。

2、中共恶党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挟持农民、窃取政权。

我的爷爷一生辛勤劳动，爷爷经常跟我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卖了自己种地收获的粮食，有了钱就置地，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爷爷按拥有土地的数量已是我们全县一个大地主了。同时，他做善事，比如出钱支持我父亲办“义学”，买防天花的疫苗给各村的孩子及学生接种疫苗，经常帮助人，等等，这在全县也是人人知晓的。这可以以过去历任的“县太爷”送给我家的匾额为证。

在爷爷的主持下，全家老少都下地劳动。我记得我八岁就跟我爷爷下地干活，我奶奶、我妈妈也都下地劳作。可我小时候看共产党炮制的《白毛女》，却觉的地主太坏，以为“斗地主”是对的，要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后来这些年，当我读到关于白毛女、黄世仁的真实故事时，我才知道几十年都生活在邪党的欺骗中。

四、五十年代，恶党从地主手里夺去了土地和财产，“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破坏中国社会传统的架构，挟持农民，窃取政权。没有几年，中共恶党搞“人民公社”又从农民手里把土地收归国有。现在全中国亿万农民都成了“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其实根本没有“公民”的权益）。

3、在四、五十年代我也入过团、入过党，但不象共产恶党说的那样，加入团、党都要经过介绍人的“长期的培养”。我并没有经过这样的“培养”：

一九四七年土改后，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妹妹从“解放区”逃到“敌战区”，来到北平，找到我的流亡在外的父亲。在北平没有被“解放”的那两年里，我家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我拾过废铁、卖过报纸，后来考上了中学。

一九四九年恶党占领北平后把他们的子弟（现在叫红二代）学校也迁到北京，并和我们中学合并成了师大附中二、三部。那时，我一个从农村刚到大城市的苦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中学，就想好好念书，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再加上我父亲给我解除了小时包办的订婚，我就成了学校“反封建”的典型。“干部子弟”们正好要在“普通班”建立团组织，所以我就被他们选中入了团。

后来，因为成绩好，我又被保送到高中，又以同样的方式入了党。之后又到苏联留学。这样就结识了一些“红二代”同学。在这段时间里，我被刘少奇的“黑修养”洗脑，那就是，梦想学成回国为国效劳。

二、“文化大革命”欺骗了、毁了我们这一代人

1、从苏联回国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当时三十岁左右，担任一个研究室的领导。作为一个小“走资派”，我被夺了权，关进“牛棚”，戴高帽子被批斗、被游街、被开除党籍，受尽各种打、骂、侮辱！

被关进“牛棚”的那三年，几乎每天我都被“造反派”批斗、天天刷厕所、打扫楼道等等。那个年代，中共恶党用一张大字报就能把他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把他们的军头给活活折磨致死，有目共睹；毁灭老百姓的人生，更不在话下。

2、毛泽东欺骗了、毁了我们这一代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毛泽东当着几千名留苏的中国学子的面曾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天大的谎言！我回国之后，被扣上“苏修特务”、“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罪名，批斗、游街、开除党籍、坐小板凳。

那时，恶党还搞什么“三线”，把我们这些和那些从美国欺骗来的技术“专家、学者”都逼到所谓的“三线”。我们从零做起建立环境，好不容易可以开始工作了，没过几年，恶党就把这些设备和财产都丢在了大山沟里，回到城里，再从新建所、建厂！

总之，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共产恶党的欺压、恐吓之下度过的，报国不能。恶党毁了我们这一代人。

三、恶党一贯用谎言欺骗中国人民

再说一说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那时，我家就住在北京西城木樨地，我们的住房离阜外医院后门很近。那天晚上，为了等儿子下班立即回家，我和我太太在木樨地十字路口等儿子。后来家人告诉我们：儿子已经回家了，我们马上回家。刚进家门就听到枪声。

我家阳台朝南，在阳台上我们听到流弹声和士兵的喊声：“不要跑！”还听到邻居们的喊声：“快点送医院！”再看，西长安街一直到天安门形成一片火海。这时已近午夜了，中共竟然在广播中讲：“没开一枪”、“朝天开枪”、“打的是橡皮子弹。”

我们亲眼见到，打在木樨地十字路口铁隔栏上的子弹是开花弹。我们的一个侄女半夜突然歇斯底里的喊叫，等她平静下了之后，我们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白天我去了阜外医院，看见很多的死、伤的人，把我吓坏了！”

起初，我对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只是表同情。但是，在事实面前，我认识到：无论中共恶党干了多少的坏事、恶事，他们还是总标榜自己是“伟、光、正”的！时至今天，中共恶党不但继续用谎言欺骗中国人民，还欺骗全世界人民。

四、扔掉“铁饭碗“，退出党团，走上修炼的路

1、砸掉“铁饭碗”，凭自己的能力养家糊口

到了“三线”，虽然我也被“官复原职”，但有职无权。这就惊动了我的那些老同学、老朋友。他们那时已是我的上级机关的领导。在他们的关心下，我被调到了北京。在这之前，在研究所里，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高级”干部，我还以为他们是一群道德高尚的人，但实际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深受党文化的毒害，阳奉阴违、阿谀奉承。我接受不了这种环境和气氛，那时就感到我好像掉进深渊，彻底对中共感到失望。

这促使我下决心，砸掉“铁饭碗”，凭自己的本事做事来养家糊口。一九九七年，我写了离职报告，要求离开政界。这期间，我的老同学、老朋友说：“我们真为你捏一把汗”。

2、得法

这样我就到了北京当时的一个“集体企业”。在回访莫斯科母校时搞了一个中苏合资公司。后来，在中苏合资公司任职，常驻莫斯科。

师尊从一九九二年开始传法。可是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八年，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年只是中国新年才回北京几天。一九九七年，我太太得了类风湿，医生说这是不治之症。我们当时真是西医治不好了找中医治，中医治不好了找气功治。一九九八年中国新年，在北京，我太太终于找到了宝书《转法轮》和法轮功炼功点。

她刚开始修炼就有亲人告诫：“法轮功已经被政府‘定性’了。您要小心！”我太太说：只有法轮功能治我的病，我就是要炼！

我们回到莫斯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太太的病就奇迹般好了。在这之前我一直不信什么气功,但在事实面前，我感到这法轮功不同于一般的气功。那年四月,我也得法修炼了。从此，我的各种病也不知不觉的好了，医生嘱咐我出门必带的急救药盒也丢在了一边。

同年四月份,我们又回了一趟北京。这次我们带着几箱子法轮大法资料回到莫斯科。

二零零四年《九评共产党》问世，我和我太太严正声明“退出邪党及其一切组织”，开始了我们修炼的新旅途。

中国共产党是西来的幽灵，假、恶、暴是它的本质。它杀人、篡政。自一九九九年，这二十一年来，他们采用各种酷刑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

共产党坏事做绝，罄竹难书。

在这末劫之末，善恶已经分清。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正在迅猛的淘汰十恶不赦的坏人，那些助纣为虐、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恶人正在受到天惩。

作为一名法轮大法法修炼者，我要做到的就是不随人心浮动；在这个多事的时日，最最重要的是兑现使命、信师信法。同时，我也希望我的老同学们，能及时认清中共本质，远离中共，每日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平安度过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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