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教育投入与民国时期的教育投入
编写：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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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教育投入
民国时期教育投入
私人或者自主办学的对比
教师成了“臭老九”

教育是立国之本，可以教化民众，启迪民智，改良社会风俗，教育投入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关系到国民素质及国家长远发展，任何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国家，都会重视教育。众所周知，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持续的高水平教育投入。

早在2000年前后，绝大部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占其GDP的比例就已超过5%。高水平的教育投入，极大地支撑了国家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

那些曾经举全国财力去办教育的国家，无论是现在保持世界第一的美国还是只有弹丸之地的日本，对教育的高投入，最后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财富上获得了增长，在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上，教育都发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中共教育投入

文革前，教育投入极少，当时公社（即后来的乡）及以下的学校校舍及教师宿舍大部分是占用农村的祠堂，教堂，庙宇，正式的教师也不多，许多为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由当地农民供养—即上课相当于和农民一样挣工分，然后每月国家再给5 元人民币的补贴，也就是教育的费用由农民分担了。县城的学校大部分也都是清末及民国的学校，新盖的学校校舍很少。

1978年至2011年，中国教育投入一直在2%～3%上下徘徊，远远低于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平均水平为4%，

直到2012年，中国教育投入才首次达到4%，4%是什么水平？

以1994 年各国教育投入为例，当年发达国家为5.1%，世界平均水平4.9%，欠发达国家为4.1%。印度，巴西，哥伦比亚，非洲的乌刚达等国都超过4%，而我国仅为2.52%。

2007年教育经费对比，中国为3.22%，其他国家及地区如下

中共又把本来就少的教育投入集中投到少数教育机构上，  中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教育投入就更少，至今还有拖欠教师微薄的工资的情况发生。

民国时期的教育投入

1912年，民国一成立，即强调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明文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1946年制定的《教育宪法》更是强调对教育的投入：“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县、市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己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

教授收入堪比国民政府部长

1927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还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为400-260元，讲师为260-160元，助教为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元，县长一个月20块银元，而国小学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元。这就是说，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最低工资竟是县长工资的两倍。

抗战时期，财力紧张，有人主张将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对此，蒋介石说：“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并采取措施，保证学校不能停课，老师不能减薪，后方学校必须无条件接收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国破家亡，耽误啥都不能耽误娃的功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仅次于军费。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民国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

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时的两倍。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西南联大的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学生上学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达128000余人，其中就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人，以及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八年抗战，在许多学校被日军炸毁的情况下，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这就是说，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被战火摧毁，而且比战前还强大；大学的整体水平非但没有下降，相反很多专业领域还有了明显的提升。与国际化接轨的程度高，并且国际上排名位于前列，这与当时政府对对教育的认识及重视有很大关系。

抗战最困难时，蒋介石说：“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私人或者自主办学的对比

民国时政府办学不是唯一形式，在社会办学很普遍的民国，政府经费是少部分，主要是供给给部分高校。部分优秀的高校如山西大学，齐鲁大学都是地方军阀供给经费，燕京，圣约翰这样的大学是教会供给，协和是美国财团供给，湘雅是雅礼协会及教会供给，都不在中央预算内。并且国际上排名都很靠前。

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学院等教会办的大学在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中彻底消失。

中共窃取政权后，中共控制所有的经费了。不仅对教育投入少，且绝对禁止私人或者自主办学，教育成为中共利用来愚民的工具。现在好像是可以办一些学校了（如考英语的学校等），那也只不过是中共想利用家长重视教育的传统来赚钱罢了，教育内容不得越雷池半步，前几年有人自费办个图书馆免费供人阅读，里面主要是正规出版社出的传统国学的书，都被中共强行关闭。

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

在中共治下，文革结束前，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各次运动都被波及。

而民国时期对学者极为敬重，比如章太炎、傅斯年多次骂蒋介石，死后民国政府仍给予国葬待遇。胡适从美国回来，看民国很不顺眼，破口大骂蒋介石，能用上的词都用上了，气的蒋介石火冒三丈，蒋介石对他可不薄，挨了骂，反而多次提拔胡适，并且唯以重任。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不仅动口当面拍桌子大骂蒋介石‘你是新军阀”，还一脚踢过去，结果仅以打架斗殴论处、只被关押了七天，照样当教授。但在中共“反右”运动中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大遭批斗，刘文典低下了在蒋介石前曾经高傲的头，自毁声誉地诋毁自己、批判自己，向整个社会低头，并承认那些莫须有罪状。即便这样，他依然没有得到中共的宽大处理，依然被当作顽固派学术权威一批再批，1958年含冤病逝于昆明。

当年在日本侵华时，全国倾尽国力抗战时，蒋介石优先保证教育经费，敬重教师。抗战时西南联大8年，办学水准和成绩令世界瞩目。更是培养了大批英才，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于敏6位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还涌现了众多的院士。

而中共窃取政权后，大量地外援支持共产运动，教育投入极少。目前国家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共不仅不把经济发展的成果用到中国人的免费教育福利上，教育经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外却大把撒钱，而且还利用中国家长的重视教育的传统把教育产业化来搜刮老白姓的钱财。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1/20/n1007356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