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博士文凭，却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一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晚年却遭遇史无前例的暴政，身家性命无处安顿。

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按照一些书中的描述，他们是有“风骨”、“好玩”且学问深厚的人，对世事也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我们今天就来走近其中的一位——陈寅恪。

对中国现当代学术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陈寅恪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他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所拥有的学问，被赞叹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这样的学识，和陈寅恪的家庭背景密不可分。

1890年，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祖籍江西义宁。他是晚清大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之孙。陈寅恪的祖父两代都倡导新政，父亲陈三立还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不但教授四书、五经，还开设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现代化课程。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聪慧好学的陈寅恪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长大后又先后留学日本和欧美多国，通晓二十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但颇具意味的是，他一生中竟没拿过一张文凭。有人曾经问到这个问题，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在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学别的知识了。

好在，当时的中国相对开放，也尊重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凭的陈寅恪并没有明珠暗投。1925年，清华要办中国最好的国学研究院，第一件事，就是要请一流的学者来当导师。负责国学院筹备工作的吴宓，很快就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三位知名的导师，并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陈寅恪。

陈寅恪？曹云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于是，他就去问梁启超，“这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说，“他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得到回答，“也没有著作。”

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一听有些急了，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

最终，陈寅恪被破格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而他的第一堂课，也让学生们印象深刻。他给学生们送上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这是什么意思呢？学生们交头接耳，做出不同解读。大家静下来之后，陈寅恪揭开了谜底。原来，“南海圣人”指的是康有为，作为他的弟子梁启超的学生，自然就成了“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而王国维曾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王国维的学生也就成了大清皇帝的同学了。

陈寅恪讲历史，不仅脉络清晰，而且善于挖掘一些细节，再加上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前来听课的除了清华的学生，还有专程赶来的北大等院校的学生，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都慕名而来。久而久之，陈寅恪的学问就在学界出了名，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说到陈寅恪，大陆学者吴洪森还有自己的观点。他在《平生所学唯余骨》一文中说，人们大都只注意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和天才记忆，这些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而忽略了他身上读书人人人可以学的东西，那就是风骨。

那么，陈寅恪的风骨是什么呢？就是他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时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出日金40万元委任他创办东方文学院，他断然拒绝。

第二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寅恪没有登上蒋介石“抢救学人”的专机，而是留在大陆继续做学术研究。面对中共政权，他依然努力挺直脊梁。

1953年，毛泽东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增设三个研究所，提议郭沫若任远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和范文澜马上赴任，唯有陈寅恪不为所动，继续在广东中山大学教书。当时，经常有北京的说客来请，包括他的得意门生、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篯。

1953年11月，汪篯怀揣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来到陈寅恪家，以为势在必得。不料，陈寅恪却答复说，“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又说，“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他对赴任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出一张允许证明书，作为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最后，去北京赴任的事不了了之。

几年后，中共掀起了摧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陈寅恪虽然受到批判，但时任中南第一书记陶铸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在陶铸的关照下，陈寅恪度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生活。1966年文革爆发，陶铸被打倒了。已经76岁的陈寅恪又将面临怎样的劫难呢？

据《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记载，同一年，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们就把矛头对准了这位已经双目失明的老人。扣在他头上的大帽子，除了“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外，又加上了“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等。

他的助手被赶走，护士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校园内，陈家居住了十六年的东南区一号二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就像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更为恐怖的是，大字报逐渐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面对此情此景，陈寅恪夫人唐筼哀叹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疯狂的造反派们还对陈寅恪抄家，查封书籍，抢走手稿。陈寅恪和祖父的二十多封往来书信，躲过了十几年的战火，却没躲过那一场场洗劫。那时候，中山大学校园内流传一个说法，说“陈寅恪有惊人记忆力”。抓住这一点，造反派们把陈寅恪拖下病床，强迫他背诵毛语录，如果不肯背或有一句背错，就对他辱骂毒打。

他们还想出一个毒计，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在陈寅恪的窗前屋后，说是让他听取革命群众的怒吼之声。患有严重失眠症和心脏病的陈寅恪听到这“怪兽”般的嚎叫，难受得在床上抱头打滚。

造反派们看到这个“效果”，就更兴奋了，干脆把高音喇叭搬进屋里，绑到陈寅恪的床头。不一会儿的功夫，陈家两位老人就感觉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正月，陈家被迫搬到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这时的陈寅恪，已经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了。他的两个女儿都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只有革命委员会和“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少数亲友偷偷登门看望时，见到他躺在床上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流出泪水来。

1969年10月7日清晨5点30分，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在心力衰竭、肠梗阻和肠麻痹的病痛中含冤去世。一个多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丈夫而去。

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这样死去，在那个年代很普通，很常见。多年的苦难一朝得以结束，对陈寅恪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很平淡地死去，只把悲壮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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