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枪毙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死后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真个是惨不忍睹。那时还给这种杀人的方式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把剥夺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那么随便,那么无足轻重。 哪还谈得上半点人权与人的尊严?在那些人的眼里,根本没把“反革命”当人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一
我的故乡四川成都市,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宝地。如果说成都市在自然景观上还有什么遗憾之处,那就是没有山。所以在祠堂街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里,用泥土堆成一座“假山”以示点缀。但你如果走出旧城的老西门外,穿过石灰街,走完南巷子,就会在你眼前出现一座似山非山的大土丘,方圆约有半里地,公园里那座假山和它相比,真是“不足道哉”了。这个大土丘成都人叫它“抚琴台”,说是三国时诸葛亮在此筑台抚琴。如果有此事,那孔明老先生仅为了自己弹个琴,便如此大兴土木搞“政绩工程”的劲头,若与今天我党的公仆们相比,当算“大手笔”了。但可惜孔明的这一丰功伟绩,让一个英国人给“毁掉”了,此土丘根本同孔明无关。
大约是1943年吧,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对这个大土丘进行了考古研究,并从旁边挖开了一条通道。最终证明这里是五代时名叫王健的蜀王的陵墓。1945年春,我们全家就迁到此处定居,我家就在此墓之西约500米的地方。此处环境幽静,大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风光。那时这里属成都市近郊区,便于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就在那年的秋天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至今我还记得八岁的我和大家一起欢庆胜利的喜悦,因为从此后不再担心成为日寇炸弹下的冤魂了。但是谁也没料到,五年以后,这里又成了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杀戮之地。
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便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那轰轰烈烈的阵势绝不亚于文革,满街的口号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所有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单位,甚至每个居委会,居民小组,都把此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有一批所谓“出身好”的街道里弄中的积极份子,本来大字也不识几个,一旦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居民组长”,“治安委员”,“宣传员”之类的官衔后,在这些人看来,真比“文拜相,武封侯”还更光宗耀祖,还更得意忘形。所以他(她)们巴不得一天抓出一万个反革命分子,才好向党和政府献上厚礼,以报知遇之恩。
我的一位邻居叫向代康(字传贤),是我父亲的同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老战友,在四川军阀“三军联合办事处”管辖成都的年代,曾担任过成都市城防司令。当时向代康与我父亲和熊克武,刘伯承都曾同事相识。那时蒋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四川还不归蒋介石管。而且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退出了军界,我父亲经商,向伯伯就在抚琴台附近办了个抚琴农牧场,饲养良种奶牛。可是镇反运动一来,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要他们交代“杀害了多少地下共产党员?”你说没有,那些人怎么会相信。而且那些人文盲,半文盲,起码历史知识都没有,怎么说得清?开口就说你不坦白,不老实。而且“君子”动口也动手,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挨过他们的耳光,还弄到派出所去一天,强迫你交代问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就是一句话:“你在伪政府手里当官,你没干坏事那才怪,老实交代!拒不坦白,死路一条!”
后来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刘伯承当年与他同事,此时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主管当时西南军政。他便给刘伯承寄去一封挂号信,他后来私下对我父亲说:“死马当成活马医”去试一下。万没想到刘伯承还记得他和我父亲,很快就回了信。信上内容表面上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党的政策一贯都是既往不咎,你们要理解和支持当前的镇反运动,过去的事说清楚就行了,今后欢迎你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最后这句话“值钱”了。向伯伯把这信拿出来叫那些人看,开始那些文盲积极份子还怀疑这是假的,我父亲说“你们看清楚这公函信封,信笺是哪个单位的”。后来公安局来人一看,马上满脸堆笑说:“二位同志,对不起,误会,误会”。接着把手向那些积极份子一挥,示意叫他们滚蛋。那些积极份子刚才还又凶又恶要吃人似的,现在却一个个像狗被主人踢了一脚似的,又丧气,又“委曲”地“滚”出去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来找过麻烦。否则我父亲和向伯伯不杀也得判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奴性。但能有这种意外幸运的,恐怕也和今天中“体彩”头奖的机率差不多。我父亲和向伯伯对政治早已厌倦,所以只要过了这个关,就再也没去找刘伯承,更不打算去参加“革命”。幸亏二位老人都离世得早,否则如活到文革那还有活命吗?当然,更多的人可能还等不到文革就完蛋了。
有一位离我家不远的邻居名叫秦仪甫,是四川大学助教,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特务组织,莫名其妙地就被枪毙了。还有个叫文子政的,是个营长,人家是在徐蚌会战中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兵,资遣回四川,镇反运动一来,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参加学习”,他还高高兴兴来向我父亲告别。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后来听他妻子说,文子政关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俗称四大监)里,一直生死不明。当然,再往后我也混进“反革命”里去了。
三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抚琴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静谧的气氛,便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枪声撕得粉碎。因为这里成了当时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犯的屠场。只要看见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抚琴台四周一布防,就知道杀人的悲剧马上要上演了。不一会拉着死囚的极刑专车,便呼啸而来,一般是前面吉普车开道,死囚车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车,死囚被五花大绑还插上“标子”,武装押送车架着机枪殿后。但抚琴台还不直通公路,公路离抚琴台还有好几百米。于是死囚便从车上拉下来,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场拉去。由于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个人无法并排走,于是只好将死囚从田土中拉过去。还有女死囚同样如此对待,真是够野蛮了。当时枪毙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死后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人像个木桩一样立在那里,一会儿方才倒下,真个是惨不忍睹。那时还给这种杀人的方式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把剥夺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那么随便,那么无足轻重。哪还谈得上半点人权与人的尊严?在那些人的眼里,根本没把“反革命”当人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抚琴台隔不到几天就要弄来一批人枪毙,最多时一天来过两次。其实这里还并不是当时成都主要杀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则被杀于北门外昭觉寺附近。由此可见,当时的镇反运动是何等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了。但就这样也已使附近居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有人说晚上听见那大土丘上有哭声,有人说看见坡上有“鬼火”时隐时现,按科学讲,这应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气中自燃的现象。可是有一天有个姓黄的独居的孤老太婆,讲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她说那天晚上天刚黑,有个男人在她门前说:“老太太我要个火”,她便问:“你要火干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脑袋在哪里”。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吓坏了。虽然派出所把黄老太婆弄去训了一顿,关了几天,但看她年纪太大,无儿无女,又是“劳动人民”,只好放了。但人们的恐惧并未因此减轻,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门。
四
邻家有个女孩叫许丽华和我同在成都县中读书,那时我十三岁读初中,她大我三岁上高中了,我们是同校不同班。但我发育快与她差不多高了。丽华姐平日同我挺要好的,我心里一直视她为亲姐姐一样。那天也是天刚黑,她来找我说要出去买点东西,必须路经那杀人之地,她问我敢不敢陪她走一趟?我虽然才十三岁,但发育良好也像个小伙了,自然不愿在女孩面前表现懦弱。便说:“走嘛,有我一道你怕啥?”走到那杀人地附近,天已黑了,没一个人,只有天上微弱的星光还勉强看得见路。我心里也有些怕,但又不好说出口。谁知她见左右无人,便一把将我抱着,几乎全身都投入到我怀里了。那时的孩子真是单纯,我一门心思认定她是吓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对人家的热情我毫无反应,只会不断地给她壮胆说:“丽华姐怕啥啊,哪有什么鬼?没得事,哎呀设得事。”买了东西回来分手时,她似嗔非嗔,似怨非怨地骂了我一句“看你那样儿精精灵灵,结果是个瓜娃子”成都方言“精精灵灵”就是聪明,“瓜娃子”就是傻子。我当时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说“丽华姐,我啥事惹你生气了?”她也不回答扭头就走了。当时我真认为她有点“神经病”。后来多长两岁,我才明白是自己的“神经短路”了。现在每当我听到罗大佑演唱台湾歌曲《童年》中那个男孩唱的:“隔壁班的小女孩,为什么还没有走过我的窗前,口中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中初恋的童年”时,我便觉得现在台湾的小朋友真是能“与时俱进”,比我当年聪明多了。其实我心中也是十分喜欢丽华姐的,她不但“走过我的窗前”,甚至走到我身边了,投到我怀里了,我却像段木头那样,让人家笑为“瓜娃子”。
说完了这个轻松的话题后,又要转入沉重的话题了。1957年后,我混进“反革命”队伍后,许丽华还多次来我家中询问我的情况,当然每次都是坏消息,而她每次听了都长长地叹气。这些是我进监狱后,父亲在信上告诉我的。那个黑暗年代会同情右派政治犯的人实在太少了,丽华姐真是个好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特别去了抚琴台,想打听丽华姐的下落。谁知那里已被开发成王建墓园旅游景区,过去的故居旧房,小桥流水已荡然无存,只存一大堆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居民都被折迁走了。我几乎问遍了附近居住的每一个人,有的摇头说不知道,有的甚至用怪异的眼光打探着我说:她是你什么人嘛?我说“是我中学的同学”。对方一脸的不屑说:“你都这么大的年龄了,还去找中学的同学干啥”。好像觉得我是吃撑了没事干,现在有些人对人情如此冷漠,真是叫人吃惊。
第二天我仍然不死心,又去了那里,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问到了一个老太太,她说“你是不是问旧社会里那个许团长的女儿?”我说“对对对,就是她!”她摇摇头说“惨啊,惨……”边说就边走。我连忙拦着她“婆婆,您把话说完呀”!她四下一望无人,才压低声音说:“他们一家出身不好,61年生活困难得了肿病饿死了。”“那许丽华呢?”我几乎叫出声了。老太太想了一想说:“唔,许丽华好像……没有死,跟一个男人跑到新疆逃荒去了。”“那以后呢?”我接着又问。老太太有点不耐烦了,说:“以后我又没去新疆,咋个知道?你是她的啥子人啊,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一句成都方言,意即铇根铇底地问。这回我学“乖”了,我不说同学,我说“她是我表姐。”老太太点点头,表示能理解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行为。其实我也不算撒谎,丽华姐在我心中胜过表姐,如同亲姐姐一样啊!
这天晚上我彻夜失眠了。儿时、故乡、旧居、同学、亲人、小桥流水、笑语歌声……都一齐涌上心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是亲情,是友情,是别绪,是离愁?还记得1949年一个秋雨绵绵的晚上,丽华姐家与我家只一墙之隔,她带着只有几岁大的小弟在我家玩,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游戏机,在一起就是谈天说地,讲故事,唱个歌。我家屋后有个小池塘,里面养着荷花,到秋天只剩下荷叶了。雨点声不紧不慢地打在荷叶上,我姑姑也是个很爱文学的人,她对丽华说:李商隐有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你听这雨滴声是不是像音乐般的优美啊?丽华姐微笑着直点头。我便趁机要求丽华姐唱个歌。她的嗓音非常优美,说荷叶,她就唱起《采莲谣》了:夕阳下,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红花艳,白花娇,迎面香风暑气消。你划桨,我撑篙,穿过浮萍过小桥……
一曲完了,我还不依不饶地拉着要她再唱一首。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如东风满落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一首用李白《春夜闻笛》谱成的歌,让我们都沉醉在诗情画意里了。可是谁也想不到大灾难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二天,离开成都前几小时,我又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抚琴台。虽然我心里明白不可能再打听到什么新的信息与线索了,仅仅就是为了那么一份依恋。可这里除了那座大古墓可以帮助我定位童年时活动的轨迹外,一切都已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了。最后,我一边走一边回头,一边在口里轻轻地念道:故屋依稀何处寻?
蜀王古墓草青青。
新房新路皆新建,
物换人非泪满襟。
但愿丽华姐能在网上看到这篇短文!更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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