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风，从远方吹来，拂过译者的生花妙笔，倾听家书的娓娓述说，卷起彼时的创伤悲鸣。曾经，花香琴朗情长在。今日，人去楼空怨难平。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经历红卫兵四天三夜的批斗后，傅雷和太太朱梅馥将一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成长条，拧绳打结，挂到铁窗横框上，又在地上铺了层厚厚的棉被。然后，他们脚下的方凳被踢翻，闷声倒在棉被上，没有惊动任何人。

就这样，一代翻译大师悄悄地、惨烈地结束了一生。不知道脚下悬空的那一刻，过往的人生场景，得意的，失意的，绝望的，是否像跑马灯一样，在他眼前一幕幕回放呢？

傅雷，字怒安，1908年出生在上海。青少年时期的他，就是个激进的左翼人士。在徐汇中学读书时，他因为发表反迷信、反宗教言论，被学校开除；五四运动中，傅雷走上街头，参加演讲和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与上海学潮。

 1928年，20岁的傅雷到法国巴黎大学求学，主攻艺术理论。3年后，他学成归来，开始翻译法国艺术和文学作品，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风。抗日战争时期，他闭门 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巨著，书中主人公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促使一些青年参加“革命”。

傅雷自己也从抗战胜利至中共建政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反蒋”宣言，写下大量政论文章。他曾质问：“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它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当时的政权并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同时，中共建政，带来了宣传和口号声中的“新社会”。这个社会，能实现傅雷争自由、反专制的梦想吗？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给画家黄宾虹的信中写道：“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 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 不知何以自处”。他自称“未能与世浮沉”，只不过是“苟全生命”而已。

但是到1956年，情况似乎出现了变化，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傅雷开始向党靠拢，积极参政议政，学着适应新政治气候。1957年3月4日，他被邀请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第一次亲眼见到毛泽东。傅雷非常兴奋，回来后对太太朱梅馥说，“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朱梅馥也给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写信说：“爸爸开会回家，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真兴奋。⋯⋯（大家）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

可是，这“百家争鸣”不过是毛泽东口中“引蛇出洞”的“阳谋”，自由表达过意见的人，很快成了被打击的“右派”。当时，傅雷仍然想努力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所以他开始配合“反右”运动，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又是夸赞“反右”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又是和“右派”划清界线，还批评别人的“右派”言论。谁曾想，如此积极投身运动的他，自己居然很快成了“右派”。

1957年下半年，他被指控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说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上海各大报纸也开始批判傅雷。几个月前给儿子写信报告“喜讯”的朱梅馥，这回写信说，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他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极度痛苦。

事情还在往更坏的方向发展。1958年初，中央负责“反右”的一位领导到了上海，认为上海右派太少。为凑名额，市委书记柯庆施就把傅雷加进去凑数。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当天，他直到深夜才回家，回来后和妻子相对无言。不知过了多久，他长叹一声说：“如果不是因为（小儿子）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那时，他就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然而，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苦难，中共最善于搞连坐。傅雷被划为“右派”后，在波兰的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迫不得己啊，傅聪完成学业后出走英国，成了“叛逃”之人。这对傅雷又是一个沉重打击，简直是罪上加罪了。他从此深居简出，不问世事。

由于顶着“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译著被延迟或拒绝出版，稿费没了着落；49年拒绝清华大学的邀请后，他一直是个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也没有工资可领。所以，傅家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窘迫，一向气傲的傅雷，不得不措辞卑微，写信向领导求助。

1961年9月底，傅雷终于摘去“右派”帽子，他没有半点感恩之言，而是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他后来还对好友周熙良说：“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 ，我是不准备再活的。”看来啊，寻死的念头，几年来一直在傅雷心中藏着；而另一方面，政治形势比他想像的要严峻得多。

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砸开了傅家大门——那是一栋位于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的小洋房。领头人是钢琴系教师李名强，他曾经是傅家的座上宾，常 去傅家听傅聪唱片，还是傅聪的琴友。现在，他却进门大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傅雷回敬他说：“你混蛋！”

反抗并没有用。红卫兵布下了岗哨，限制傅雷夫妇出门，随时接受抄家和批判。这天夜间，夫妇二人在小花园里打着手电筒拾掇花草，结果被红卫兵认为是在埋变天帐。于是，他们挖地三尺，捣翻花园，把50多种精心栽培的月季一株株连根拔掉，却没有搜到任何东西。

这些人又找到傅雷写给傅聪的信的草稿，以为信中能有点什么“叛国勾当”。谁知，傅雷倾诉的全是爱国之情。红卫兵马上认为，这肯定是阶级敌人的障眼法。他们继续抄家，把地板都撬了起来。终于，“反党罪证”在阁楼上被查获了：那是一面小圆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是蒋介石像，画报上是宋美龄。这些东西装在一只箱子里，是傅雷姑母1949年前寄存在傅家的，从来没被打开过。

但是，红卫兵哪管这些。“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他们群情激昂，又为自己取得的战果而欢呼雀跃。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下。连续四天三夜，批斗一直没有停。夫妇俩还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着高帽，任人指点羞辱。这一切，难熬得仿佛没有尽头。傅雷和朱梅馥被逼上了绝路。 

9月2日，夫妻二人以娟秀的小楷，把后事分条列项地交代清楚：存款600元赠予保姆周菊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过渡生活费；一个小信封里装入了53.5元，是二人的火葬费；9月份的房租支付55.29元；亲戚寄在家的东西被抄走应付的赔偿等都有具体交代。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双双自缢，告别了这个令他们难以承受的世界。随后，他们的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当时，傅聪在国外，傅敏在北京劳改自顾不暇，都无法赶过来，亲友中也无人出面料理丧事。火化时，只有保姆周菊娣在场。但是，周菊娣想领取骨灰被拒绝，因为“反动”人物自杀是“自绝于人民”，骨灰不能被收留。

那是怎样一个扼杀人性的时代。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看似无边黑暗中，仍透出点点良善之光。

忽然有一天，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她自称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再三请求工作人员把骨灰交给她，并在最后把骨灰以“傅怒安”的名字寄存到永安公墓。 这名女孩叫江小燕，当时29岁。她其实与傅雷一家并不相识，但喜欢看傅雷翻译的著作，也喜欢弹钢琴，还看过傅聪的演出。在钢琴老师那儿得知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后，江小燕悲伤不已，正义感促使她挺身而出。

之后，江小燕还给周恩来写信，反映骨灰无人认领问题，她提到傅雷是爱国的。不料，这封并未署名的信竟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里，江小燕被抓走、审讯了一整天。经过反复调查，公安局确定她背后没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后的十几年间，江小燕一直活在巨大的阴影中，直到1979年，傅雷平反。讽刺的是，将傅雷逼上绝路和给他平反的，都中国共产党。刽子手怎么有资格给被害者平反呢？

傅雷一家的命运沉浮，映衬着时代的悲凉与荒唐。心灵的伤口，泣血不止，永难平复。与这个家庭一同悲哀并痛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还有饱经沧桑的大地。回顾，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让生命不再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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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8/27/n131931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