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篡政前 （1921～1949）
恐怖组织利用农民颠覆合法政
在俄共指示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初期由于发展缓慢，只要钱少做事，让独资援助中共的俄共极不满意。1922年苏俄下令中共加入国民党，以附体吸血的方式壮大自己并伺机夺权。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在“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下，国民政府自1926年出兵北伐，希望结束军阀割据，以统一的中国来对抗侵华野心日益明显的邻国。此时自认羽翼已成的中共便要趁机夺取政权，在各地煽动工人罢工、农民造反、发动了多次武装暴动，并攻击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造成了社会的极度动荡，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的气氛。
其中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暴动，宣称一切权力归于农会，肆意“打人抄家”乃至“杀光烧光”，此外例如将“牛鬼蛇神”走资派剃阴阳头、带高帽、游街示众、酷刑毒打乃至折磨至死等等，这些在文革中令人不寒而栗的暴虐手段，其实都起源于此时的农民暴动。对此，毛毫不避讳地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毛泽东把1927在湖南发生的秋收暴动，描绘成了一次由他亲自领导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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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盘踞东北的军阀张作霖从苏俄使馆中查获了中共通俄叛国的证据，举国哗然。国民政府宣布“剿匪”，国民党也展开清党行动。
被围剿的中共四处流窜，继续在南昌、长沙等地发动武装暴动，皆以失败告终，后来到井冈山落脚，建立以农村为据点的武装极端组织。中共每到一处，除了以烧杀等恐怖手段控制该地、建立各式各样的党组织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筹款”和“扩军”。
所谓的“筹款”，说白了就是“掳人勒赎”。不管是乡绅富商或地主大户，也无论其平时做人是好是坏，只要被共军抓到的都叫做“土豪”，拿钱来赎就放人，否则就撕票。
当时中共曾发布一份长达两万多字、名为《筹款须知》的文件，是一套完整的从调查套问、卧底监视、绑架用刑、勒索额度、说项协商、交赎到分赃的专业操作指南。中共先以伪善的面目出现在乡村，在嘘寒问暖的掩盖下探听村内有钱人家的详细资料，再煽动仇富情绪、挑起阶级对立、鼓励底层的工农和地痞流氓帮助中共进行监视、告密、卧底、通风报信等工作。
成功绑票后，中共为顺利获得预订的赎金数额，可能对肉票捆绑监禁、断指毒打、酷刑折磨，甚至杀一儆百。取得赎金后，中共会论功行赏，除了分点小零头给为虎作伥的乡民，还会笼络收买受害方派来协商的代表，使其乐意在往后的绑架行动中继续和中共配合。
这种土匪式的绑架要赎，却被冠冕堂皇的称为“土地革命”，打着“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蛊惑贫下阶级和流氓无产者跟着中共去“打土豪、分田地”，表面上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实际上是利用工农百姓去为中共掠夺地主富人的资产。农村的财富被中共搜刮一空，留给村民的是崩溃的农村经济和瓦解的社会关系，传统农村中相互依存的和谐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土地革命”革了农村的命。
龚楚（1901～1995）是中共早期的要员，曾发动和参与多次武装暴动，他被悬赏缉捕的金额与毛泽东、朱德同价——活捉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5000。龚楚曾为自己的革命理想出生入死、左脚残废，却在中共西窜陕北之际，于1935年只身逃离共军。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道出当时脱共的心路历程：
中共早期的要员龚楚，在亲眼目睹中共的血腥残暴后萌生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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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援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像龚楚这种抱着理想和希望加入中共，在亲眼目睹中共的血腥残暴后萌生去意的人，或许不在少数。
中共对内的残酷血洗，以及国军持续的剿匪行动，都是导致共军兵员经常不足的原因，因此“扩军”就成为中共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扩军”说好听一点是“拉壮丁”，更坦白的说，是连小孩、老弱都会被共军抓走。中共为了补充兵源，展开一波波的扩军行动，下令在期限内达成规定的数额，派出多个突击队到其占领区的各乡镇去抓人，抓到人后须集中押送，以“保证路上不逃亡”。
在中共对农村的严厉控制与逼迫下，几乎每户都有青壮人口被迫参军，不想被抓的农民甚至以自杀或自残的方式来避过此灾。如果抓到的壮丁数量不够，就连老人小孩一并抓走，“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除了被强抓的，还有迫于无奈，随共军而去的农民，有的是因为村庄被中共烧毁，无家可归，只好先跟着共军，走一步算一步；有的是曾受中共所骗，跟着去“打土豪、分田地”，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生怕被报复，有家归不得，只能跟着上梁山。
随着国军的不断围剿，中共逐渐丧失其农村根据地，最后不得不再度流窜，直到抵达陕北，因缘际会下才躲过灭顶之灾。这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兵败逃亡史，却在中共的篡改与美化下，摇身一变成为“北上抗日”的长征神话。中共即使逃亡，仍不忘沿途烧杀掳掠。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中，描述了中共的所经之处：“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这些令人发指、无异于强盗土匪的行为，使中共被当时的全国上下公认为“共匪”，用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恐怖分子”。
抗战结束后，国军伤亡惨重，几近弹尽援绝。中共却养足了精神，拿着苏俄从投降的日军那里缴械来的精良武器，发动内战，最终成功夺取政权。数十年后，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世人才明白当初国军为何节节溃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敌军采取非人的手段进攻所致。
在上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辛灏年曾听到一个济南军区的老军官讲述孟良崮战役的经过：在孟良崮山坡上，中共发动第一次冲锋时，国军发现冲上来的是一群老头老太，他们都是中共认定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国军不忍心拿机关枪去扫射这些手无寸铁的老人，打一下就停了。第二次冲上来的是一群孩子，是中共口中的“地主富农子女”，国军还是不能射击。第三次冲上来的是一片片白被单，国军正要扣下扳机时，白被单一掀，底下都是全身赤裸的青年女子，是“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不打了，都是中国人呀！
诸如此类的“人海战术”中共并非只在此一战役中使用，在国军和共军的记载中都曾多次出现。中共不惜牺牲中国人的性命，一路踩着人民的鲜血登上执政的宝座，并且为求坐稳坐久，会毫不迟疑的继续将其治下人民送上献祭台。
(未完待续)
——转载自《新纪元》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13/n1337417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