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一股精神力量
吴宓，字雨僧，1894年出生在陕西省泾阳县。他从小聪慧好学，17岁时进入清华学堂，23岁赴美留学，先到弗吉尼亚大学攻读英文，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又进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得硕士学位。
27岁那年，吴宓学成回国，先后在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他主要介绍西洋文学，但也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价值，不赞成全盘西化，同时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很大。
1925年，吴宓来到清华大学，在外文系任教。提及吴宓对清华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参与创建清华国学研究院。更难得的是，他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请来了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四位顶级大师，轰动了整个学术界。
请大师并不容易。比如，王国维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在学界地位非常高。《南方人物周刊》在《沉重的虚无》一文里提到，1925年2月中旬，吴宓到王国维家中送清华的聘书。一进厅堂，他就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再说明来意。王国维到职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吴宓与陈寅恪的一世情谊为世人所称颂，在清华期间，吴宓被视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巨大感召力，还在于他的“奇特”，和身为老师的一丝不苟。
师生心中的楷模
吴宓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吴宓的学生、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在《回忆雨僧先生》一文中说，“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
清华学生、外交官温源宁在《吴宓先生》一文中描写道，“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
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在回忆吴宓时说，“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薰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采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学生茅于美回忆老师吴宓时说：“……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提及了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乐于助人 不求回报
在别人眼中，吴宓还是个非常注重仪表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战事吃紧，校址几次搬迁。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说，即使在这样的战乱中，“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但是，注重仪表整洁不等于在生活上花大钱。相反，吴宓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粗茶淡饭；一顶蚊帐从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将近40年。
另外，翻译家孙法理回忆说，西南联大时期，吴宓的那些讲义，就是个“百衲本”，有的是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这样的吴宓，同时非常愿意帮助别人。
他曾经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地，亦不望人报答。”20世纪30年代，一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可是费用不够，无法成行。吴宓知道后，慷慨解囊，资助300元，还再三说明这是赞助，不用偿还。
抗战胜利后，由于个人原因，加上国共内战北方动荡不安，吴宓没有随大部队北归，而是留在了西南。辗转几所大学后，1950年10月，他最终在西南师范学院落脚。那时候，他最忙的就是发工资的那天，忙着给亲友、学生汇款支助他们。每次汇完款，他自己就所剩无几，甚至要向邻居借钱。
吴宓被视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因他具有巨大感召力、奇特性及身为老师的一丝不苟。
不愿远走他乡
不过，中共已经在1950年夺取了政权，吴宓怎么没有出走而选择留在大陆？况且他在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难道国民政府当时没有争取当时已是中国最顶尖的三十位学者之一的吴宓大师吗？
当然不是。《先生归来》一书记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特地以学生、老友的身分，安排专人到西南师范学院相邀，希望吴宓去台大任文学院长。来人软硬兼施，把吴宓塞进汽车带到宾馆，准备第二天飞往台北。结果，吴宓半夜谎称去厕所，偷偷溜了出来。除了台湾方面的力邀，吴宓原本还有机会赴美国讲学，钱穆也多次邀请他去香港，共同创办新亚学院。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些机会。
我们或许能从吴宓的日记中，找出一些他选择留在大陆的答案。吴宓说，自己“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认为“父母之邦，不可弃也”。那时，吴宓不知道中共将给他的故土带来怎样的灾难，也无法预料自己将为留下的决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更是因此被批斗，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他被下放到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三个女儿也和他断绝了关系。
文革中惨遭迫害
与吴宓有过交往的李永晖，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描述了他在1966年夏天亲眼目睹的“批判”场景：一种是“群丑亮相”，就是把包括吴宓在内的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这些人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第二种是游街示众，吴宓等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被押着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敢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就要被骂被打。
还有一种是“开小灶”，就是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李永晖说，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就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吴宓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
吴宓在日记中也记录了一些挨斗场景。在1969年5月9日的一次大会上，他被两个学生狠狠从高台上推下来，摔断左腿。之后，他拖着断腿被迫跪坐在地上，“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即使这样，他还要被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腿断后，吴宓只能爬着要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时，连水饭也没有。一次，他困在工棚里，对着窗外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当腿脚稍微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去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
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些许缓和了紧张的政治气氛，但吴宓已是右眼失明，左眼罹患严重的白内障，记忆力也急剧衰退。吴宓总是坐在床上，闭目不语，有人进屋就睁眼看看，然后闭目冥思，用手指轻轻叩击脑袋，嘴里自言自语，“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呢？”
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饱经政治迫害的吴宓坚持不肯批孔子。他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7年，83岁的吴宓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堂妹吴须曼在“请示上级”后，把他接回陕西泾阳老家照料。1978年，吴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断地低声喊着，“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一个率真正直的学者，就这样在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家给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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