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之路与中山之路两者之间虽只相差一个字，却代表着背道而驰和互不相容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道路：一条是孙中山及民国所走的将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相结合的复兴之路，另一条则是全盘否定东西方正统文化的马列中共之路。这两条路，一条的结果在台湾，一条的下场在中国。然而有趣的是，走在这两条路上的两股力量，似乎都与孙中山有着不解之缘。

台湾称孙中山为国父，台北有纪念孙中山的国父纪念馆。

习近平则在不久前于北京的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会上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并进而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来证明其“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的观点。

问题是，中国与台湾的中学课本上都写着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话的原意是指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并非中共口中的“统一大业”。而且台湾与中国二者在政治制度、文化生态、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上均大相径庭，如何能说二者皆是由孙中山而来？

我们姑且将台湾的民主之路称为中山之路，将中国的一党专政之路称为中共之路。看看中共之路与中山之路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真假民主之别

1949年之前中国宪政民主的历程可回溯到1924年孙中山发表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31年民国政府发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1946年民国政府在中共参与之下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9年之后，中国和台湾则各自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台湾，1986年台湾民进党成立，1987年民国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令，1991年结束戡乱时期，2000年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到目前为止台湾已经经过了三次执政党的政党轮替，今天的台湾已是亚洲不容置疑的民主典范之一。

而在中国，中共也在讲民主，即所谓“中国特色的民主”。除中共是执政党外，中国另有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许多不曾深究中国问题的西方人一听说中国有所谓的民主党派，而且还不止一个，有八家之多，就认为中共的体制改革是有可能的。殊不知中国的这些民主党派都不是反对党，而是协助中共执政的协政党派。用更直白的语言讲，就是给中共做摆设，为“中国特色的民主”当点缀的花瓶党。

当然花瓶用不着太多，太多了既不好管，也容易乱。所以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中国的民主党派也一直只有八个。几十年来一个不多，也一个不少。他们既是中共的傀儡，又是中共的爪牙。

比如所谓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其在中国存在的意义就是统战台湾的国民党，并为中共将来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模式做蓝图和样本。至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作用就是代表台湾社会支持中共的统治。当然，这些东西既骗不了台湾的政党，也骗不了台湾的社会，但却可以帮着中共为中国人洗脑，起到巩固中共统治的作用。

这八个民主党派和其他一些因为利益而为中共服务的名人富人和贵人们一起组成了所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表面上看其作用类似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上院或参议院。而另一部分由中共从中国社会各行业精挑细选出来的非常听党话的乖宝宝们，则组成了所谓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个从表面上看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下院或众议员的机构。

于是乎，有了参众或上下两院，也有了民主党派，还有了两院代表，好一个中国特色的民主氛围。然而，在这个所谓“人民民主”的国家里，人民却永远没有投票选举执政党和各级官员的权利。

中共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其政治局常委会里少数几个寡头的投票。政治局常委会里或七个人，或九个人，四票对三票，或者五票对四票，就代表了14亿中国人的多数意见。

中共的官媒前些年把台湾立法院打架的画面大肆渲染，意在丑化台湾的民主。但生活在中共统治之下中国老百姓，至今也从未有过任何“人民代表”为他们挺身而战。因为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们，拿的都是中共的工资。他们只为中共的提案举手，不为百姓的利益说话。

中共治下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们，拿的都是中共的工资。他们只为中共的提案举手，不为百姓的利益说话。2021年3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Kevin Frayer/Getty Images）中山与中共这两条道路背后的真假民主之分，由此可见一斑。

继承传统与毁灭传统之别

文化即是行为，不同的文化就是不同的行为方式。

概括地讲，人的行为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脑子里信什么，另一个则是手上在做什么。前一个是信仰，后一个是人道。所以东西方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都不过是两个方面：信仰和人道。

说来有趣的是，延绵了五千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与领导了过去两个多世纪世界文化潮流的美国文化有一个共同之处：宗教信仰自由。美国的宗教自由来源于早期移民美洲的新教徒们对摆脱欧洲教

会对其信仰控制的需要，而古老中华的信仰自由则来自于源远流长的道家文化的开明。

孙中山出生于一个受传统道教影响颇深的家庭，少年时代在香港逐渐接受基督教，最后成为基督徒。但在政治上他主张信仰自由，这一点可以说是同时受中国和美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看看今天的台湾大选，你会觉得台湾是一个比美国更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候选人们马不停蹄地上寺庙、进道观、参加教会的祈祷，对各路神仙只怕没拜到的，绝对不会有漏掉的。

反观中共，从强迫和尚道士尼姑还俗、由党指定天主教神父、破四旧、批孔批儒，到强拆基督教教堂，迫害法轮功。真可谓好事不干，坏事做绝。对共产党来说，宪法中明文规定的信仰自由就是一句空话。用中共的前任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话说就是：共产党最终要在地球上消灭所有的宗教，消灭人对神的信仰。

共产党以无神论起家，不信因果，也不信善恶有报，做事当然就不择手段，没有任何人道的底线。与东西方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人道理念完完全全地背道而驰。

人性是不完美的。如何面对人性中的阴暗面是任何一种文化之中的关键部分。而共产文化对人性弱点的处理方式无论与东方还是西方的正统文化相比较，都是彻头彻尾地反其道而行之。

孔子所讲的仁爱，是克己复礼、是己所不欲而勿施于人。也就是克制自身的私欲而包容他人的弱点。而西方建立在基督文化基础之上的处理方式则是强调以榜样的力量鼓励他人向善 (be the good example，be the good example，and be the good example again)。所以说，东西方文化对人性弱点的处理方式都是建立在包容的基础之上的。

孙中山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而这个基础，就是孔老夫子所讲的仁爱。孙中山所推崇的民权和民生来源于林肯所说的民治和民享，其基础是对个体权利和私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而他所说的民族主义，讲的是民族独立，也不存在中共所刻意宣扬的大公无私之类的东西。

而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第一天起，其所追求的按需分配的理想就是要彻底地否定人性自私的黑暗面。所以中共讲大公无私，在文革中甚至极力鼓吹狠斗私字一闪念。所以中共树立的那些英雄，如雷锋、王杰、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等，都是死去的英雄。因为只有死去的人没有人性负的一面，也只有死去的人不会否认其被官方捏造的英雄事迹。

共产党将集体主义摆在了高高在上的位置，要求其追随者“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共产党员入党誓词）。也就是说共产党员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要时时刻刻做好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党的利益。所以在共产党里，党性永远高于人性。在党性面前，人性啥也不是。

在东西方正统的文化里，高于人道的只有对天和对神的信仰。而上天和神对人性却是慈悲和包容的。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共产主义这种需要为党性牺牲人性的东西，恰恰是孔子所说的不可以为的邪门歪道。

综上所述，中山之路是结合了东西方正统文化的尊重人道之路，而中共之路则是彻头彻尾的反人道之路。

中共强权至上的未来

中共自毛泽东到习近平，其口号从百年前的所谓反帝反封建到今天的民族复兴，梦想的画饼越画越大，已经忽悠了中国民众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可惜最后圆了的只有中共夺权和掌权的梦，但民族文化却被其毁坏殆尽。试问中共整天挂在口上的所谓道路自信是其自信要走复兴孔孟老庄之路，还是重蹈已经崩溃了的国际共运之覆辙？一个失去了自己文化传承的民族，又谈何复兴？

习近平在北京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讲话中说：“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中共这是下定决心要在马列共产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了。

中共在百多年前乘五四运动的浪潮，打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号起家，然而却走上了一条完全反民族传统的道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能够走过五千年风雨传承之路并走向未来的核心凝聚力之所在。而中共在过去一百多年所做的事情，却恰恰是在不断地毁灭这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

18世纪后半叶，蒸汽发动机与美国的民主制度相继出现在人类社会。在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工业化的浪潮与民主的潮流同时席卷世界。历史的事实证明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完全契合，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

马克思主义出现于19世纪的中叶，其出现的原因也是因应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幽灵，却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完完全全非人道的魔鬼幽灵。人类为了认清这个幽灵的邪恶本质，已经付出了数亿人的生命损失作为代价。

中共能逃脱如前苏联般的崩溃结局而一路走到今天，不能不说是得力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部分政界学界对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所持有的幻想。纵观过去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美国及西方对付共产极权国家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如对抗前苏联那样将其不断削弱，最后导致其崩溃。而另一种则是对待中共的方式，不断地向其输送资金、技术，向其提供市场，期待其经济发展之后能进行体制改革。

中共在加入世贸之后的二十年间其GDP已增长了超过十倍，但其政治体制改革却遥遥无期。而且在经济增长之后，在南海建岛，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整个的扩张态势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和无所顾忌。美国及西方的政界、学术界和媒体这才如梦初醒，明白过去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已养虎为患，如今整个西方世界未来的安全已在中共的威胁之下面临重重挑战。

如果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能力、控制的人口总量、及其屠杀自己治下民众的历史这五个方面，将中共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能在世界范围内威胁到全人类的政权做一个比较，不难发现中共今天已是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对全人类人道和安全的最大威胁。

而反观台湾，民国政府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之后，先是进行土地改革，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遗愿。继而发展现代工业，将台湾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然后实现了民主转型，挺进高科技领域，成为当今亚洲现代化民主的典范之一。

台湾的中山之路与海峡对面中国的中共之路，两者之间明显的区别是：台湾走的是一条延续传统和符合现代普世价值的以求好而逐步变强的复兴之路。而中共的所追求的则是用马列共产的理念否定传统的中华文化和现代普世价值的单纯求快求强的发展道路。

以求好而变强，其发展乃是在稳固的道德基础之上的渐进式发展道路。而以否定一切传统和普世价值为代价的一味只求快只求强的道路，强大的最后结果必然是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强盗。

中共的这条一味追求快求强的发展道路，走到今天可说是走到了困境重重的地步。其国内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过去数十年的经济龙头，如今已负债累累。不得不将其市场转向海外，搞所谓的一带一路。试图将其掠夺式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后果转嫁到其他国家，目前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警惕和抵制。但这种抵制却不会延缓中共为解决其国内问题而不断向外寻找出路的脚步。

中共在加入世贸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从未兑现其承诺。最近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后，美方代表戴琪指出中共无意改革。可以预料的是，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在未来对中共的抵制将日益升级，中西两个阵营的对垒也会变得越来越泾渭分明。

中共已经意识到其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依赖改革的幌子继续对西方坑蒙拐骗，所以急于树立起其全球大国的国际形象，希望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中小国家加入其阵营。问题是，中共建立大国形象的方式与其经济发展模式一样，也是一味地求快求强。为了树立其强大的形象，不惜搞战狼外交，结果在西方世界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不择不扣的强盗形象。

西方基于对中共改革的幻想，在中共加入世贸之后的二十年里一直对中共在西方盗窃智慧财产权和盗窃制造业的行径听之任之，并对中共在西方的种种渗透行为不闻不问。但前提是：中共只是一个小偷。一旦小偷变成了强盗，中美关系和整个东西方关系就将产生实质的变化。

人类文明的延续和世界未来的和平都将在中共的崛起中面对巨大的挑战。

中山之路与中共之路，两条道路仅一字之差。却一条延续传统，通向和平。另一条毁灭传统，走向战争。孰是孰非，谁对谁错？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面前，谁将顺之者昌，谁将逆之者亡，未来将会一一给以回答。

——转载自《新纪元》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14/n134372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