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王实味的,可能少之又少了。但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共的大本营——延安,王实味可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谈中共党史,不能不谈王实味,因为他是中共早期历史上知识分子受迫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王实味其人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1906年生,少时聪颖,古文功底好,被老师称为“天上的玉麒麟下凡”。1925年考上北大,1926年加入中共。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因经济原因辍学。学生时代就开始发表小说,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过小说集,翻译过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西方作家的作品。1937年奔赴延安前,已是一个作家、翻译家。
在延安,王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著作。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转入中央研究院做特别研究员。在延安的头四年,王翻译了上百万字的马列著作。张闻天很器重王,王也很尊重张闻天。
1942年初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整肃张闻天、王明、博古等从苏联回国的所谓“国际派”,确立毛的绝对权威,将广大党员干部变成党的驯服工具。
为了打开局面,毛作了几次报告,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谈到宗派主义,毛特别谈到:“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这些话说得延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激动不已,积极响应毛的号召,踊跃撰文,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攻击。
王实味不知道毛的真实用意,一经毛鼓动,便立即投入战斗,接连写了几篇短文,锋芒毕露,轰动一时。然而,就是这几篇短文,却引发一场大批判。王成为毛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掉的头号靶子。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
当时,王最出名的作品,是他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以及在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的文章《政治家、艺术家》、《零感两则》等。
他认为,很多热血青年投奔延安,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然而,在延安,却遭遇了一些“丑恶与冷淡”,因此,“忍不住”要“发牢骚”。
国难当头,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延安大礼堂的舞会却通宵达旦,“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一片升平景象,他看不惯。
中共在延安实行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中共高官有很多特权,对于如此“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他看不惯。
他提倡发挥正气,消灭邪气。“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中央研究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他认为,艺术应独立于政治之外。艺术家要“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他主张,做人要“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必须克服“软骨病”。“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
王实味被枪毙
据毛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当毛看到《解放日报》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
在亲自前往中央研究院看过《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将他作为延安整风的一个反面典型打倒。
1942年3月31日,毛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提出王的“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冷嘲暗箭”三大问题。
所谓“立场”问题,即站在党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上,更具体地说,是站在毛一边,还是不跟毛站一边;所谓“绝对平均观念”,即维护毛确立的秩序,还是颠覆毛确立的秩序;所谓“冷嘲暗箭”,被认为是不利于团结的“销蚀剂”,不利于团结,就是分裂党。
1942年4月7日,中央研究院临时负责人罗迈,遵循毛的部署,将王的问题与中研院院长张闻天等挂起钩来,展开了疾风暴雨似的反王实味斗争。
1942年6月,中研院开座谈会批判王实味;10月,王被开除党籍,并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原先同情、支持王的人,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控诉王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摆出与王“势不两立”的架式,要求组织上严惩王。
王被控的罪名不断升级,最后被扣上三顶“大帽子”:反党集团头目、托派奸细分子、国民党特务。
1942年11月后,王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被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进中央社会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
1947年7月1日夜,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在请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同意后,将王实味秘密枪决,然后,掩埋在一口枯井中。王时年41岁。
王实味被打倒后,延安整风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之后在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掀起抓特务高潮,一下子打了15000个特务。但据后来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讲,其中没有一个人是特务!
王实味被枪毙的原因
第一,讲真话。
王实味的那几篇短文,虽说有些文字过于尖锐,但讲的都是大实话。
比如,延安的歌舞升平与抗日的烽火连天,确实反差巨大。王所不了解的是,当时,中共暗地里跟侵华日军谈判,换取日军对延安“网开一面”。
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共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伤惨重。但是,日本基本上没有轰炸中共大本营延安。这样,延安才有条件经常举办歌舞晚会。
又比如,“食分五等,依着三色”,也是客观事实。当时的延安,小灶是最好的供给,享用者是部级或部级以上官员;其次是中灶,享用者是科级干部,包括过去担过县委以上责任者;大灶就是一般党员的伙食。小灶和大灶差距很大。
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他不是争个人利益。他还表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当前处于“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
尽管如此,王的真话仍为毛及中共所不容。
第二,讲人性。
王实味虽然是一名中共党员,但天性中仍保留了不少人性的东西,在讲党性的同时,不忘人性。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著于“人性”,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
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托派(受到中共批判的派别)。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时,还对他们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
1930年,王实味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30元钱。在上海,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时,穷得买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性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
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是让党员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如何驯服?以党性取代人性是也。王实味坚持人性的结果是,被中共取了性命。
结语
1985年,王实味的老同学王文元说:“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狱的被害人;他是斯大林──毛泽东文艺政策施之于中国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又是中共内部第一个挺身而出、反对高干特权、寻求内部民主的知识分子……王实味不是恃才傲物的人,尤其不会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说毛病,也许是暴躁一点,太易激动。”
在王实味被遇难39年后,王文元的这个评价,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大纪元首发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15/n133075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