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两场对战争罪犯的大审判：一是东京大审判，二是纽伦堡大审判。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全程参加东京大审判，为惩治战犯做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然而，中共当政后，高文彬却被强加罪名押上审判台，遭受长达27年的持续迫害。

高文彬幸遇良机

高文彬，1922年生，上海人。他1945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同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1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组建的盟军国际检察局成立，向哲濬任中国检察官。

当时，东京大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日语，所以中国急需懂英美法，又精通英语或日语的人才。而在全国，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只有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院教授刘世芳就把他的得意门生、英语也非常好的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濬。经过面试和体检，高文彬被录用了。

1946年5月15日，23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开启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页。

参与东京大审判

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苏、英、中等11国参加，用来审判日本战犯。审判从1946年5月3日持续到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924天），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4,300件以上。因为案情庞大复杂，证人、证据众多，东京大审判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浩瀚的一场大审判。

高文彬在《我所亲历的东京审判》一文中回忆，当时，苏联代表团派出了70多人；美国代表团100多人；连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都多达112人。中国呢？虽然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和中国相关，中国是那场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但是中国代表团，只派出了17个人。

远东军事法庭采取的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战犯名单，还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被法官团采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人数少，每个人承担的工作量就大了。像高文彬，他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助理检察官和检察官向哲濬的秘书，主要负责查阅相关资料，供庭审时使用，还要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为了收集日本甲级战在华犯罪的更多证据，他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

将杀人狂送上审判台

期间，高文彬还立了一大功。1947年的一天，他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一张照片，拍摄的是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两个日本少尉军官手持军刀，洋洋得意。照片右边的文字写着：百人斩超记录。原来，照片上的人叫向井敏明和田野毅，他们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砍死106人“获胜”。杀死105人的田野毅，竟然因为刀刃卷了而“落败”。

看到这些内容后，高文彬立刻将这份报纸复制了3份，一份留在检察局办公室，两份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石美瑜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经过半年多的搜寻，向井敏明和田野毅在日本崎玉县被找到。

被押解到南京受审时，两人和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样，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是，证据确凿，他们最终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再说在东京大审判过程中，经过冗长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任务：比如，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提早到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1928年6月4日；设法进入被盟军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还有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等。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判决书长达1,212页，整整宣读了7天。28名战犯全部被认定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高文彬被中共逮捕

17位中国代表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伸张了正义。他们是不是该被人敬重呢？当然应该。但是，他们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呢？哎，说来唏嘘。我们本期主要来看看高文彬。

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后，高文彬成了“国民党的遗留人员”，被集中“学习改造”，之后被分配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第四科工作。

高文彬以前有一个老师叫艾国藩，是东吴大学的兼职教授。艾国藩的本职工作是瑞士驻上海领事馆法律顾问，办公室设在原来的法租界外滩一号。高文彬跟艾教授关系不错，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上海外事处第四科负责处理与“敌产”有关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法租界公董局62处公产大案，由高文彬负责。他对法租界不了解，就常常找艾教授了解有关情况。

1952年，中共发动“三反”、“五反”运动，艾国藩被当成“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抓起来了。有人揭发，高文彬一直为艾国藩服务，给他定了一个“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的罪名，把他也抓了起来。

高文彬在2007年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他当时算是被抓的“大老虎”了，被指控拿了艾教授的钱。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拿，但是因为胆子比较小，被几番审问就怕了，今天承认收了20万，明天又说30万。

办案人员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证据。但是，中共说他“不老实”，“没有经济关系，也有政治关系”。最后，高文彬被判刑10年，艾国藩被判刑7年。艾国藩是民国过来的学者，笃信法律，不懂中共整人的伎俩，还以为中共的法院也是讲理的地方。于是，他上诉到上级法院。高文彬说，“那时候上诉怎么行？”结果，艾国藩被改判无期徒刑，后来死在监狱。

刑满不释放 留场就业

高文彬在上海被关押一年多，分别关在第三看守所、第一看守所、提篮桥监狱。1953年，他被押解到苏北的一个农场劳改，之后被押解到江西北部的珠湖农场，最后被转到江西中部的永桥农场。

在劳改农场，高文彬吃了太多的苦。他回忆说，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气温零下2度到3度，他被要求上身赤膊挑土，满身是汗，垫肩贴着肉，下面穿着短的衬裤，赤脚穿球鞋。鄱阳湖边没有屏障，北风直直地吹来。

因为上级规定要赶在4月汛期到来前挑一万亩地，如果来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80到100斤的一担子，他每天要挑几十担，甚至上百担，皮磨破了，垫肩和血肉都粘在一起了。他身边都是伤员，有的人担子挑断了，有的人肺病发作。

按照刑期，他本应在1962年获释，但是刑满后，中共不放他走，而是变了一个说法，叫“留场就业”。他被“留”在永桥农场，当了一名初中英文教师。

反复上访 终于回上海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抓捕了毛的妻子江青等人，十年文革宣告结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迫害的人，纷纷想办法、找门路，解决自己的问题。高文彬不断地给中共中央、外交部和邓小平写信申诉，但信都被退回上海市政府安置办公室。他又到安置办去找。

他说，自己根本没做过什么坏事，还曾是中共外事部门的干部，不能回上海不合理。经过反复上访，直到1979年，高文彬终于回到阔别几十年的上海；1980年代初，他的冤案得到平反。

中共为什么一定要制造高文彬的冤案呢？

1949年夺取政权后，中共在外交上采取向苏联“一边倒”政策，苏共成了“老大哥”，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都成了“敌人”。

中华民国时代，以教授英美法为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师生，几乎都受到迫害。法学院院长盛振为被判刑十年，继任法学院院长杨兆龙被判无期徒刑。高文彬也成为众多法学院学子中饱受不幸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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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5/26/n137461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