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闻悉天津动用防暴警察抓打法轮功学员的消息后，赶到位于中南海附近（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为在天津市被非法逮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要求一个合法宽松的修炼环境，此即“四‧二五”事件。
“四‧二五”事件经媒体大幅报导，逾万名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安安静静，没有口号、没有喧哗嘈杂，电视上只见法轮功学员自律地站在人行道上看书或是炼功的画面，离去时地上没有留下一张纸屑。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也有一群高度文明的修炼者令海外人士印象深刻，打响了法轮功的知名度，促使台湾大批的新学员加入修炼的行列，奠定法轮功弘传台湾的基础。
“四‧二五”促使大批台湾学员加入修炼行列
“四‧二五”隔天，台湾报纸大幅报导该事件，许多人自己寻找炼功点，有人甚至认为“中共说不好的事，这功法肯定是好的”，很多人就在那时候走进大法修炼。 “四‧二五”之后，各地炼功点，如同雨后春笋般大量涌入新学员，全台湾北、中、南各地九天班场场爆满，每一班平均有七十名以上，黄埔新村学法点的辅导员表示，有时需开放炼功房和学法房，两台电视同时播放才够用。
铜山街炼功点的辅导员林先生说，当时开办的九天学法炼功班，连续三期均都涌入一百多名新学员，连前院玄关都挤满了人，同时播放两台电视仍不够用。由于人数众多，学炼功法时较难伸展开来，许多人还提前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到点上学炼功法，弥补前一天的不足。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李洪志师父莅临台湾讲法时，全台只有三十五个炼功点；一九九八年六月份法轮大法相关书籍正式出版二千套，一个月即全部售罄，至一九九九年四月已出版一万四千本《转法轮》。一九九九年五月以后，为了供应大量新学员的需求，当年再加印了一万五千本大法书籍，这增加的速度，更是书商始料未及的。
在台湾与美国两地执业律师的朱女士回忆说，她是看了报纸报导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离去时没留下一张纸屑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认为可以把中国人教育得如此有公德心，一定是个不寻常的功法，所以就自己打电话到九天班询问。那时朱女士患有子宫颈癌末期，都已经准备好后事，神奇的是上完九天班之后病症全好了。
家住宜兰苏澳的游先生也是在一九九九年时，因为看到“四‧二五”事件的新闻报导后才走进法轮功修炼，他说：“回想当时报导提到法轮功学员去上访时，没有口号，没有扩音喇叭，没有投掷鸡蛋，也没有带什么抗议的东西，还很规矩的排队，有的在炼功，我就觉得可笑，心想这样能使上什么作用？同时觉得在共产党极权社会里面的人连抗议都这么奇怪。但是电视上却报导说他们离开时，没有留下垃圾，甚至连警察丢的烟蒂都捡起来带走，这让我很惊讶，心想一定要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就这样，游先生到书局去买了一套李洪志先生的《广州讲法》录影带，花了几天看完。他说：“我就是这样得法的。修炼后我戒酒了，脾气变好了，身体也变好了，精神非常好”。因此他经常告诉别人，他是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要把这些美好的讯息和大家分享。
法轮功教导做好人 印证中共诬蔑
一位住在台北市木栅区的贸易商，一九九九年到大陆出差的时候，看到公共场所的电视播放着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新闻。他觉得这么大的国家，利用政权迫害一个功法，让他感到好奇，回台之后找到学法点参加九天班。当时他走进来的动机，纯粹抱着观望的态度，他想来看看法轮功到底有多“邪”？结果他发现法轮功都是教人做好人，没有一件是坏的，中共根本是在骗人。他原本患有十七年的失眠症，走访各大医院的名医，吃遍各种名药仍无法治愈，等他上到第四天时，晚上他睡得很香无需吃药，他的失眠症竟奇妙地不药而愈。
曾任带团领队的杨小姐，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她父亲因为受伤求医，医生送给父母一本《转法轮》，杨小姐看完后告诉母亲：“这本书很好，教人向善做好人。”杨小姐说：“不料隔没多久，在电视上看到新闻报导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一万多人集体大上访，我非常惊讶，既震惊又兴奋：在这么极权的国家，这些人敢于上访说真话，真是了不起。尤其看到媒体报导，万人上访场面竟是那么祥和，离开时地上一张纸屑都没有，感到非常神奇与钦佩。”此后，杨小姐与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功。
在贸易局任职的房女士，一九九九年四月，因病在家休养，从电台广播中获悉“四‧二五”万人和平上访的消息，当听到接受采访的学员介绍：“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法轮功不存钱不存物。”令房女士印象非常深刻，直觉这是个很正的功法，兴起了想要学法轮功的念头。五月初销假上班后，她喜出望外地发现，许多同事都在学炼法轮功，她与先生找到该月的九天学法炼功班，就这样“四‧二五”开启夫妻俩的修炼机缘。
一九九六年一月得法的刘先生提到，他是从报纸得知“四‧二五”事件的。 “四‧二五”之前，有四、五十位学员到中国大陆与当地学员交流，见到大陆同修感觉像是见到亲人一样，法轮功学员总是那样的善良与美好；“四‧二五”之后感觉天差地别，其实中共很早就设下陷阱来迫害学员。
两赴北京长春 交流促进提高
刘先生回忆了“四‧二五”之前，两度与中国大陆学员一起学法交流的情况。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六年的十月底到十一月初，约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到北京与学员交流。那时安排家访，也有大型交流会，我觉得非常震撼，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一些农妇，只有上了三个月扫盲班，短短的几个月就会读整本的《转法轮》。第二次去北京交流时，也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农妇，完全没有上过学，除了在短短几个月内能看懂《转法轮》之外，还背诵大法书籍。这位老妈妈上台讲述修炼心得，我们听了后相当感动，对台湾学员促进相当大。
华侨饭店会议室集体学法交流
第二次是一九九七年的年底跨年到九八年的元旦，台湾学员去长春学法交流。那时辅导员拿着麦克风说我们今天来学《转法轮》第一讲，谁来背一背，一下就有四、五个人举手，还有辅导员点名谁先背几段，谁再接下来背，真像《法轮大法义解》里讲的，长春学法特别好，集体学法时就是背法。当时我们看了真是目瞪口呆，回来后也开始背法。
刘先生表示：“去长春交流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他们将法都背起来，早晨在零下十几度低温都还有上万人在炼功，台湾环境相对安逸许多，看不到学员在这么冷的天气出来炼功。“四‧二五”事件翌日，台湾媒体虽大幅报导，但都是转载大陆的不实报导，后来经过大家交流讨论，觉得应该透过媒体讲真相，因为我们都曾亲身受益，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于是，只要有记者想要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都接受采访。当时很多人不了解为何中共要打压这么好的功法，透过学员讲真相就明白了”。
一九九六年七、八月间得法的杨先生提到，“四‧二五”之前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的环境很单纯，就觉得这功法好，教人修心性。我个人不是因为袪病健身走进来，因我觉得修炼可以返本归真，以法入门的，当时环境很单纯。九六年十月去北京国际交流会，那是我感受最深的一次。那次台湾去的四、五十位学员，大部份才得法几个月，比较资深的才一年。
方泽轩餐厅外面空地集体学法交流(一九九六年北京法轮大法修炼国际交流会)
提到“四‧二五”事件前后的最大差异，杨先生觉得：“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四‧二五”之前是洪法，想要使这么好的功法让更多的世人知道；而“四‧二五”之后就是要讲真相，让人们能明白真相”。
“四‧二五”开启讲真相的契机
一九九六年九月底得法的徐女士，任职台湾电视公司(台视)助理导播，也写剧本、剪接片子等。她的先生是制片人，也得法修炼。徐女士说，一九九六年在台视得法的学员非常多，单单在台视炼功点就有五、六十位学员，可说是法轮功的大本营。发展至今，已有数十万名学员，甚至有媒体称台湾是法轮功的复兴基地。
徐女士补充说，三年后当法轮功被打压时，我完全不能理解这功法这么好，为什么要打压这些善良的炼功人呢？ “四‧二五”事件之后，因为我是做媒体的，就用这个便利条件去讲清真相，许多人受中共谎言欺骗，不了解法轮功，我们就是去讲真相，让世人明白而已。
“四‧二五”之后不到三个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借着“四‧二五”事件而听闻法轮功的国际社会，在其后的十九年里，因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清真相与反迫害，而越来越了解法轮功。如今，法轮功已经弘传至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人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见证了“四‧二五”和平上访在人类历史留下永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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