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乌鲁木齐某小区发生火灾，因极端封控导致40多人死亡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传媒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全国多地高校或出现悼念标语，或有众多学生勇敢地站了出来，举白纸进行抗议，向中共的防疫政策和专制统治说“不”。此举让中共当局非常紧张和害怕。

11月27日，中共教育部紧急召开全国高校一把手会议，部署临时管控措施，包括叫学生提前回家，防止各高校串联等。另有坊间消息指，中共不排除秋后算账。

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学生运动，中共在1949年建政前后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推友近日就如此写道：发现一个规律，但凡1949年以前的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到西安事变到47年“反饥饿反内战”，都是爱国运动！而1949后，包括“四五运动”、“六四运动”等等，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是反动的，都是非爱国的，甚至都是境外势力煽动的。我忍不住思考，为什么“建国”以后，学生就变坏了呢？

显然，不是学生变坏了，而是因为中共的地位不同了。那就是建政前中共是在野的，学生运动背后都有中共的鬼影，中共正是通过鼓动和领导学生运动，制造社会动荡，以配合自身其他行动颠覆民国政府；而建政后，中共掌握了政权，自然不需要什么学生工人农民运动，此时的学生运动则都是自发的，目的是反抗中共的暴政。

不妨先回顾一下历史上被中共大肆宣扬的几大学生运动。一个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共宣传称是“先进青年”因无法容忍社会现状的腐败黑暗，出于“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热忱而发起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但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在认真研究后，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表示，这场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至于青岛的回归，是民国政府利用了西方国家间的矛盾达成的，与“五四运动”没有必然的关联。

而且，参加抗议的很多北大学生，都受到了教授马主义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鼓动和影响。史载，“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动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就来到北大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向他汇报当天所发生的事件。李大钊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将运动扩大到其它城市中去。在响应这一号召的人当中，就有李大钊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邓中夏。无疑，中共利用“五四运动”，加强了宣传，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歧途。

对此，中共党史并不讳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联系团聚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倡导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许多青年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这一时期，不少青年进步团体“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都把他奉为导师。受其影响后来加入中共的有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谭平山、谭植棠、许德珩、张申府、范鸿劼等。

一个是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而中共原副总理、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曾是该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姚依林曾就该运动接受过访谈，并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上。

“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大背景是中共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仓皇逃到延安，蒋介石派张学良杨虎城率军剿匪。根据姚依林的回忆，可证实三件事：一、“一二·九运动”不是学生自发的运动，而是中共策划的，其活动经费也是由中共给予的。在当年的12月9日至16日连续几日，成千上万知道或不知道真相的学生，都跟着“北京学生联合会”这个共产党组织走上街头，高喊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实则在反对国民政府，为中共效命。

二是“一二·九”运动国民政府是如何镇压的。中共教科书的描述是：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头，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头，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

不过，在姚依林的回忆中却说：12月9日当天没有人受伤被捕，国民政府宋哲元方面的情况是“他没有准备，就是水龙头”。12月16日的游行时，“他出动大刀队，用刀背砍，没死人，伤几十个人”。而当时奉宋哲元将军命令驱散学生的冯治安，对于举国责难回应道：“29军未开一枪，未杀一人，怎么说是残害青年？学生手无寸铁，咱要想杀，甭动枪炮，光大刀片也早就血流成河了！这算什么镇压？不过是军队和学生打架罢了！”与中共1989年残酷枪杀上万学生相比，高下立分。

三是中共策划“一二·九”的目的。中共教科书称是为了抗日救国，但真正的目的是如中共在其它史料中所承认的那样，是“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给国民政府带来压力，缓解了中共在陕北的困境”。除此而外，也是要“武装保卫苏联”，避免苏联腹背受敌。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它挑起了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并成为西安军事叛变的间接推手；它使得无数年轻人被利用，并相信了中共的谎言，从而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归之路；它亦破坏了国民政府的备战计划，使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提前；而中共亦由此获得了喘息的空间。

除了上述两大学生运动外，1947年上半年出现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背后也是中共的手笔。直接导火索是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军强暴，但事实真相是，根据中共党内披露，沈崇实际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孤立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后移居美国。有网上消息称，晚年的她对当年所为表示懊悔，认为自己年轻不懂政治（未证实）。

而关于中共是如何利用沈崇强奸案的，可参见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下达的《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即要利用“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中共地下党员迅速行动，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在社会团体中，诬蔑国民党，宣传中共思想。天真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被中共利用着。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其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他告诫学生：“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

显而易见，从以上中共津津乐道的三大学生运动看，中共在未掌握政权前鼓动领导学生运动，都是有其目的的，或是为宣传马主义，或是为保生存，或是反对国民政府，而无数天真的学生们就这样被中共利用着。

这些学生没想到的是，他们投入生命为之效力的中共，却在1949年建政后，禁止了学生运动，并对自发的学生运动，如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六四运动”，用暴力镇压，甚至酿成血案。原因就在于当中共成为高高的主宰者、掌握专政机器时，是不容许任何人挑战自己的权力的，若有人敢于挑战，那就用铁拳狠砸。至于中共当年所有的追求民主、不搞一党专制的承诺，则不仅被抛弃，也被掩盖起来以免国人知晓真相。

如今，在中共极端疫情防控导致一个个惨剧发生后，又一波自发的学生运动爆发，在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让中共害怕。中共虽然采取了怀柔政策，但从最新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会议传出的消息看，未来并不排除秋后算账。

与民国时期，学生可以随意上街抗议政府，而且不被学生处罚相比，中共对学生的残暴古今少有，而这样的残暴其实是针对所有的中国人的。这样的政权，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2/1/n1387681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