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距离那年的中国新年还有一个星期，顾圣婴死了。

她是一个音乐神童，一个天才，一个在照片中永远微笑的女子。她本应成为一个国家的荣耀和骄傲；事实上，她确实为她的国家争得过无数荣耀。

但是，当文革风暴袭来，不堪羞辱的她拧开煤气。从此，佳人玉殒，琴韵不再。

少年成才

顾圣婴193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她的父亲顾高地，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高材生。愚园路1088弄103号——一幢优雅的洋房，是他们的家。

据古典音乐评论家曹利群的《被背叛的遗嘱——怀念顾圣婴》一文，顾圣婴自幼便显示出极高的音乐天赋，她3岁开始学习钢琴，先后师从杨嘉仁、李嘉禄教授，还跟从马革顺、沈知白教授学习音乐理论及音乐史。

天资加上刻苦练习，顾圣婴小小年纪就崭露头角。她小学三年级时获得了上海少年钢琴比赛的第一名；1953年，16岁的她与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合作，取得巨大成功；第二年，就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

1956年后，顾圣婴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克拉甫琴科评价说，“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到12小时；一年练下来的作品，至少比苏联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所做的多出一倍。”

政治阴云下的耀眼明星

顾圣婴在音乐领域里尽情徜徉，但是，政治阴影却笼罩着他们一家。

父亲顾高地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北伐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历任高职。顾高地曾经和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来往密切，掩护过中共地下电台的活动。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军职，隐居上海。

1955年8月29日，就在顾圣婴举办第一场独奏音乐会的前四天，警察突然闯进家中，称因为涉及“潘汉年案件”，将顾高地逮捕。

顾高地出门前对顾圣婴说，“你要好好练琴……爱国家，爱人民。”当时顾圣婴从椅子上站起来，望着父亲说，“我爱国家，也爱爸爸。”

那是个“说梦话都怕遭人举报的年代”，顾圣婴把对父亲的思念埋在心底，在事业上努力进取。

1957年，她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上荣获金奖，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上夺得的第一枚钢琴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演奏堪称奇迹。

1958年，顾圣婴又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获奖后，她应波兰政府之邀在波兰展开巡回演出。在华沙，顾圣婴获赠珍贵的礼物——萧邦的石膏手模。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称顾圣婴、傅聪、刘诗昆、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顾圣婴更是风骚独领。

但是，艺术上的成就并不能帮她摆脱政治上的窘迫。

1958年，父亲顾高地被判处20年徒刑，发配青海劳改，顾圣婴沦为了“关管杀子女”。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某些人，因为上辈中有人被“关押、管制、杀掉”而身负“原罪”，沦为“贱民”。他们前途黯淡，举步维艰。当时，对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就是说，你要想摆脱“贱民”地位，就必须认同中共这个党的意识，并且格外努力表现。

所以顾圣婴不得不积极靠拢“组织”，想努力成为一个“革命者”，来洗刷自己的“原罪”。

在给音乐理论翻译家刁蓓华的信件中，她开始真诚地赞成“改变思想感情是长期艰巨的任务”，要“为革命演奏”。在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比赛期间，她写下日记说，“美苏选手是强敌”，还命令自己“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应该记住，弹好就是我运用了我的武器，也就是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等等。

这样的思想压力之下，她记录下自己的各种不适，头昏、抽筋、做噩梦……

文革浩劫 顾圣婴殒落

但是，顾圣婴哪里会料到，她迫使自己靠拢的那个党，几年后掀起又一场浩劫，把她无情吞没。

1966年，“文化大革命”横扫而来。顾圣婴被戴上了“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子女”等一系列帽子。她是那个“要弹出风格、弹出水平，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光”的钢琴奇才，现在却成了要下跪认错的罪人。

据《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1967年1月31日，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中，“造反派”把顾圣婴揪到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乐团全体工作人员的面，打了她几个耳光，还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在毛泽东像前长跪“请罪”，并通知她，第二天要参加她个人的专题批斗会。还有传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受到其它很过分的人格侮辱。

当夜，顾圣婴与母亲、弟弟在家拧开了煤气……

《慢慢天明》书中记录，1967年2月1日，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3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有人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满三十岁。人文学者赵越胜在《若有人兮山之阿》一文中悲叹，“阖家玉碎，满门灭绝。岂‘惨烈’二字所能尽言？以赤县之广，竟无一隅容顾圣婴藏身，以国人之稠，竟无只手援顾圣婴逃生。”

1975年，67岁的顾高地“刑满释放”，从青海劳改营赶回上海，得到的却是妻儿于七年前自杀身亡的消息。饱受磨难从未被击倒的他，一夜之间，白了头。顾高地到处搜集女儿的遗物：钢琴、乐谱、节拍器、奖状、日记、照片、萧邦手模……简单地布置了一个顾圣婴纪念室，日夜思念地守着。

回忆顾圣婴，音乐家李德伦先生在2000年沉痛地说，“当时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合会上，和顾圣婴一起获奖的还有来自保加利亚的莫洛娃，也是弹钢琴的，现在这个莫洛娃依然活跃在世界乐坛，而我们中国的顾圣婴却已经长眠地下三十多年了，想到这里，我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悲哀和遗憾……”

钢琴家刘诗昆先生也曾在受访中说，“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是人们很在意的一件事，她的知名度那么高，家庭问题对于她真是有苦难言。我经常在她的琴声中感受到她的忧郁，我好几次问她：‘顾圣婴，你是不是感觉不开心？’她总是对我忧郁地一笑说：‘我有什么开心的呢？’我这位善良、天才的同行，假如她还活着，她在钢琴艺术方面的成就还要大得多，还会通过她出神入化的演奏为人们带来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

假如，她还活着……但是，她已死去。这颗美丽的星，从音乐的天空上飘然坠落。萧邦的手模，破损了；钢琴的乐章，断裂了。顾圣婴，不能接受无理的羞辱和来日的疯狂。因此，她走了，没有任何留恋。

文革期间众多音乐界名人遇难

一场“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对文化精英的毁灭令人哀痛不已。仅在顾圣婴家乡上海的音乐界，名人遇难的悲剧就不断发生。

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枪毙。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

上海音乐学院有17个“非正常死亡”：以死抗争的有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吞服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

那时候，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表现出的铁石心肠也令人不寒而栗。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让他们“罪加一等”。

巴金在《十年一梦》中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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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3/15/n139510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