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傅作义，却很少有人知道傅作恭。傅作义是国民党叛将，1949年1月23日正式投降中共，为共军当年1月31日开入北平立下大功，被毛泽东大力表扬。

傅作恭是傅作义的堂弟，却被打成“右派”，活活饿死在甘肃的荒漠戈壁之中。这是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往事，今天，我们就掸去历史的黄沙，再把它拿出来说一说，只为记住苦难的中国人被迫走过的路。

不愿“听党话”的人

傅作恭生于山西省荣河县，194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森林园艺专业。据《红色史褶里的真相》记录，毕业后，他到绥远找傅作义，谈了建设家乡的理想。

无奈当时内战风云正紧，傅作义忙于军务，虽然欣赏堂弟学成有志，也只能安排他到河套经营一家农场，为发展农业做点事。

1949年后，傅作恭被中共任命为农场场长。但是，他不习惯红色政治环境下“必须要听党的话”；科班出身的他，对老粗管老细、外行领导内行也很不满。他向傅作义倾吐抱怨，1952年，已经是中共水利部长的傅作义把他调到甘肃省农林厅工作。

傅作恭性格耿直、脾气暴躁，到了甘肃农林厅仍然不适应。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甘肃大刮浮夸风。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紧跟党中央，不顾客观上技术、经济、物质的匮乏，1958年6月坚持上马“引洮工程”，就是要把黄河支流洮河的水引上黄土高原。

傅作恭出面反对，但是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班子，正在“大跃进”的狂想和反右的昏热中。他们认为傅作恭的意见是“阶级敌人向党进攻”，于是把他补划为“右派”，送往夹边沟农场劳教。

夹边沟农场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酒泉市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市区约30公里，它的西面是一道沙梁，另外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

据曾在夹边沟劳教的“右派分子”司继才回忆：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夹边沟农场前前后后共送去了约3500个“右派”，1958年11月发冬衣的时候，具体登记人数是3136人，在这之前很多人已经自杀了，在这之后又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被送去。到最后，农场活下来的人不超过600个。

有学者说，夹边沟的“右派”有“千种死法”。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最根本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教人员的粮食定量本来就少，开始时每人每个月40斤；到后来每人每月只有15斤，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管教干部和食堂克扣。

极度饥饿下，好人学会了偷，还出现人与老鼠抢食，人与猪同食，吃粪便，甚至活人吃死人等恐怖事件。

被拴住脖子的傅作恭

那傅作恭到了夹边沟这样的“死亡之营”，遭遇了什么呢？

作家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中有一段记录，那是和傅作恭一起在夹边沟劳教的“右派分子”李天庆讲述的。

李天庆说，最初看到傅作恭的时候，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穿着人字呢的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大衣在地里抬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说：“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

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看起来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长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栓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干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每天背六趟，来回要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才能完成任务，这还是指身体强健的人。对于体弱无力的人来说，要一直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

那是1959年的冬天。河西走廊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身上，像刀子割脸。不要说干活了，大家想像一下，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几个小时，你愿意试一试吗，又能坚持几天呢？

李天庆回忆说，记得中国新年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他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傅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这种情况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

李天庆走过去问：“出什么事了？”有人回答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了，朝大家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了？”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

赵来福上前大声问傅作恭：“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只是闭着眼坐着。赵来福又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你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

李天庆听人说过，傅作恭平常就不太理睬管教干部，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

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赵来福大声训斥他说：“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赵来福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

赵来福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然后对旁边的人说：“把他拉起来。”这时，那个主动向赵来福报告的年轻人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结果，傅作恭还是不走。于是，赵来福把傅作恭背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那个年轻人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年轻人还真的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只得挣扎着跟他走。

之后几天，李天庆两次看见那个年轻人用草绳拉着傅作恭，强迫他背草筏子。两人走路的样子，就像两只被绳子连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之死

从夹边沟生还的“右派分子”司继才在回忆文章中，还讲过关于傅作恭的另一件事。文章最早登在《凤凰周刊》2010年第2期上。

司继才说，1960年春天，他和傅作恭所在的新添墩作业站，要将沼泽地里的根泥挖出来晒干后烧成灰了当肥料，这叫挖筏子；而将根泥装在筐中抬，称为抬筏子。傅作恭就被分配去抬筏子。

因为抬得慢，他已经被连续扣了三天饭了。有一天，司继才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有人过去问：“傅作恭你怎么了？”傅作恭说：“我抬不动了，我饿了三天了。”那天下工后，他已经走不动路了。

第二天出工点名，傅作恭没有来。有人报告说：“傅作恭死了。”司继才进去一看，傅作恭身子斜靠在墙上，头偏在一边，一搡发现，他确实死了。

关于傅作恭怎么死的，流传着不同说法。另一个版本是李天庆的回忆，说1960年冬天，傅作恭死在了夹边沟农场场部的猪圈旁。那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充饥，但倒在猪圈旁边再也没起来。

夹边沟的惨状，外界只能通过知情者的回忆略知一二，当时死在那里的“右派”那么多，大家又都处在绝地求生的状态，所以有人记岔了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傅作恭死于高强度劳作和极度饥饿之下。

据《夹边沟记事》讲，劳改中，傅作恭曾经写信给哥哥傅作义，索要财物和食品，但傅作义不相信劳改农场会不让“右派”吃饱饭，最终也没有寄东西。

《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一文记录，傅作恭出事后，他的妻子潘翠竹独自带着五个孩子艰难生活，甚至到了断炊的地步。她盼望傅作义能出手救丈夫，不料等到的却是一张死亡通知书，上面冰冷地写着“患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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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7/n1396764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