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1921年。当时，俄罗斯共产党，也就是后来的苏联共产党，掌控共产国际。为了俄共的利益，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上海，策划成立了一个必须听命于俄共的远东支部——中国共产党。 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想尽一切办法，颠覆当时的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

从1921年中共一大到1927年的中共五大，陈独秀都被选为中共党魁。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大规模抓捕中共党员。中共领导的所谓“大革命”随之以大失败告终。

之后的1927年到1930年，共产国际一再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但陈独秀通通拒绝。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根据历史学者彭劲秀等人的记录，揭开事件背后的真相。

五拒前往莫斯科

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去电令称，中国革命遭到失败，原因在于“中共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并要求“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

根据这个指令，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被停职。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但被陈独秀拒绝。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对陈独秀在领导“大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总批判。

当时，陈独秀就住在武昌，作为中共创始人和中央委员，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想想他多郁闷吧。会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到陈独秀家里，向他通报会议情况，并再次劝他接受指示，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持不去。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各主要省份的代表都出席了，陈独秀依然被排除在外。会议期间，瞿秋白又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去莫斯科，陈独秀第三次拒绝。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前，共产国际指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参加会议，陈独秀还是拒绝。

1930年2月8日，中共政治局又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给陈独秀的电报转交给他。电文说：“决定予你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共中央开除你的党籍决定的会议”，会议“将于两月之内举行”，请你尽快转告你是否愿意前来参加。

陈独秀看完肯定不乐意吧：让我专门跑去莫斯科讨论自己被开除党籍？这算哪门子事？他回了一封信，第五次拒绝。

陈独秀坚决不去莫斯科，有什么隐情呢？

不愿为苏共背锅

首先，“大革命”失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甩锅甩得太狠。

《陈独秀大传》中写道：“关于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不负责的问题，斯大林说得最绝：中国革命在广州时期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国际的领导都‘完全是正确的’，到了武汉时期，‘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革命失败是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谁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有错误，谁就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把板子全部打向了中共中央，而连任中央五届书记的陈独秀自然是首当其冲了。”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苏共档案显示：从1923年到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连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

因为中共从一开始就受共产国际操控，当时，指导中共“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莫斯科代表的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所以，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在斯大林。他一点都不想当这个冤大头、背锅侠。

莫须有罪名

陈独秀不去莫斯科，第二个原因是斯大林给他强加莫须有罪名。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给他扣的帽子一大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托洛斯基主义者”“反革命”“新工贼”“叛变革命”。

陈独秀是个很狂傲的人，老友章士钊曾形容他是一匹“不羁之马”，他能认下这些罪名吗？当然不能。他曾经讲：“他们让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叫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叫我做替罪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陈独秀还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叫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也不能当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

莫斯科的独断

陈独秀的怨气，还与莫斯科之前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有关。

从中共建党之日起，对于莫斯科的一些指示，陈独秀多次表达过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

比如：他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建议，但反对无效；他曾四次提出让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但次次没能成功。

他曾批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从不同我们协商”，对此，共产国际根本不予理睬，反而责令中共中央必须跟鲍罗廷协调好自己的工作。

非法排挤

陈独秀还气什么呢？莫斯科通过非法手段排除他。

1927年8月4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跑到长沙，在麻园岭俄国领事馆召集湖南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等开会，要求他们签字赞成“打倒陈独秀”。易礼容不答应，结果当年11月被免职。

我们刚才还提到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前，有人提出应该通知陈独秀参加，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一口回绝。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不到半数，不足法定人数；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草草了事，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陈独秀的申辩权也被剥夺了。因此，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不合法的。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一路表现出的甩锅、标榜自己“伟光正”、残酷内斗，都是尽得苏共真传。

反对“武装保卫苏联”

陈独秀不去苏联，除了内斗攒下的一肚子气，还因为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手段。

1929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鉴于苏联煽动中国人破坏中国社会、反对中国政府的各种有组织的宣传及工作，决定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的路权，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侵略中国、控制远东，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一再声称：废除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归还中东路主权。但仅停留在口头上，一直没有兑现。

不但没兑现，国民政府要收回中东路权，苏联还不干了，跟中华民国断交，并发生武装冲突。最后，苏军获胜，不仅保有苏联在中东铁路的权益，还趁机出兵占领了中国的黑瞎子岛。

同时，共产国际作出强烈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发动“保卫苏联”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表宣言、决议和文章，甚至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的卖国口号。

1929年7月28日，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的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不顾及民族利益”。一个星期后，他再致信中共中央，批评当时的左倾盲动路线。

其实可以看出来，陈独秀反对的并不是中共卖国，而是反对他们宣传手段不够“高明”。

不过，共产国际不管这些，而是进一步认定陈独秀反共产国际、反党、叛变等。1929年11月15日，中共政治局根据指示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随后，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谴责中共中央负责人“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双方走到了彻底闹掰的地步。

有去无回之忧

当然，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或许担心性命难保。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陈独秀）批评如此严厉，足证明（共产）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

张国焘都感觉出不对劲了，陈独秀本人呢？

1930年2月，共产国际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讨论开除党籍的问题，陈在《答国际的信》中说：“你们却把（苏共内部的反对派人物）托洛斯基放逐到苏联以外……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由此可见，陈独秀已经预感到，他去莫斯科没有好果子吃，甚至可能有去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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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19/n139766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