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4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论文章中，点名批判了三个民国学者——胡适、钱穆、傅斯年。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这三个人，都是慧眼识中共的大师级的学者。这里，着重谈一谈傅斯年对中共的认识。

傅斯年，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名门望族。其七世祖傅以渐是清朝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康熙皇帝的老师，曾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傅斯年少年聪慧，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曾经是五四运动时的著名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出洋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3年半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

傅斯年在欧洲游学6年半，没得一张文凭，却选修了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逻辑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亦广泛涉猎，最后落脚到史学上。

1926年10月，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和史学系两系主任。1928年，创建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

1949年，中共即将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前夕，中国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傅斯年却毅然决然选择随国民政府迁居台湾，并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台湾大学校长。

亲历中共广州暴动

1926年，傅斯年留学回国后的第一站是广州。他亲眼见证了1927年12月中共领导的“广州暴动”的血腥和残暴。

中共事先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都在其中，一些文化人甚至被当街私刑打死，或拖到暴动总部枪决。傅斯年也在捕杀名单上，因有人通风报信，他逃到朋友家中，躲过一劫。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中，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

亲历中共广州暴动，令傅斯年一生厌恶中共。

认清中共煽动仇恨与斗争

傅斯年曾用心研究过中共的理论。1938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撤退到四川，史语所的学生张政烺陪傅斯年暂住宜昌等船，扫地时，发现傅斯年的枕头下有马克思的《资本论》。

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赴美国治疗，随身携带多本共产主义书籍，在养病之余，继续研究这个正在席卷中国的思潮。

傅斯年指出：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1）中国人恨西方人；（2）穷人恨富人；（3）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4）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5）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6）无名者恨知名者；（7）农村人恨城市人；（8）子女恨父母。

而“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托词而已。

看一看百年中共历史，特别是中共夺取政权74年的历史，这些话全部都应验。

毛泽东不过“宋江”之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派希望国共和谈，避免内战，于1945年7月1日，硬拉无党派知名人士傅斯年去了一趟延安。

因为当年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时，傅斯年正在北大读书，是北大著名学生领袖，常到图书馆看书，和毛泽东相识。

1945年7月5日晚，毛泽东特邀傅斯年谈了一个晚上。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同行的其他人对中共印象都很好，唯独傅斯年对毛泽东有极为独特的观感。

他曾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的趣味小说内容都相当熟稔，而毛泽东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

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泽东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层层、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傅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

离开大陆前对中共的认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国共和谈中助他一臂之力。傅斯年对国共和谈根本不抱任何希望。他回信说：

“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对多年掌兵符者， 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 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3、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

在上述信中，傅斯年提出的，中共好战，绝不以人民为念，必将占据江南，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必走苏俄路线，对待读书人的态度，等等等等，已被随后的历史证明真实不虚。

临终前夕再次透析共产党

傅斯年临终之前，写过四篇反共抗俄的文章，分别是：《自由与平等》、《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反共？》及《共产党的吸引力》。

在《自由与平等》一文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把“自由”抹杀，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的不平等”。

他分析说：“马克斯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

“再说，在共产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

“举凡共产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尽了。总而言之，共产党本是近代文明中变态心理的产物，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

因此，为了中国及世界的文明传统，保持人类的自尊，以及令人类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苏共、中共拚命反抗。

苏联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东欧50年代的大清洗，中共60年代的文革大劫难，以及时至今日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与欺骗，都充分证明了傅斯年的远见卓识。

结语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他的去世，让胡适等民国学者悲痛不已。胡适称赞他是“人间在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有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

胡适对傅斯年的这些评价无疑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从更高的历史视角看，傅斯年对中共的认识更是有过人之处，超越了当时留在中国大陆的最有名望、最有思想、最有成就的所有学者。

就此而言，傅斯年值得历史永远铭记。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5/4/n1398837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