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王朝，当某些老百姓冤情无法在地方官府解决，就往往会冒着巨大的风险进京告御状，皇帝在知晓后，会派大臣重新审理，将公道还给老百姓。在中共篡夺政权后迄今，前往北京上访告状的老百姓是络绎不绝，曾经有数据显示，每年前往北京上访的有一千多万人，然而，他们的申诉经常是得不到任何结果，反而将他们推到更糟糕的境地。在中国古代王朝，当某些老百姓冤情无法在地方官府解决，就往往会冒着巨大的风险进京告御状，皇帝在知晓后，会派大臣重新审理，将公道还给老百姓。在中共篡夺政权后迄今，前往北京上访告状的老百姓是络绎不绝，曾经有数据显示，每年前往北京上访的有一千多万人，然而，他们的申诉经常是得不到任何结果，反而将他们推到更糟糕的境地。

在这些上访者中，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内蒙古“八百铁汉”裸露着上身，将碗口大的老毛像章别在胸前的肌肉上，来到中南海（中共国务院办公室）门前，哭诉内蒙古人民所受的灾难，最为震撼。现在的人，估计很多都没听说过吧。据说，此情此景引来成千上万的北京市军民围观，人们极为同情，暗骂共产党丧尽天良。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血腥的故事？

了解中共的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就是一个嗜血成性、滥杀无辜、杀人如麻的邪党，其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比如被中共自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究竟有多少中国人蒙冤死去，有多少中国人遭受迫害，迄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中共十分害怕公布真实的数字引起民愤，因此也不敢将这段历史告知年轻人。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关于文革仅有薄薄的三页纸。

不过，在1997年出版的由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曾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这是怎样的触目惊心！

在这些含冤死去、遭受迫害的中国人中，不仅有众多的汉族人，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根据中共官方统计，四十多年前发生在内蒙古的“内人党案”，就有34.6万人遭到污陷、迫害，有16,222人被迫害致死，81,808人致残；而在《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编）中的记录显示，有27,900余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多人被迫害致残。

然而，民间认为实际数字应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如蒙古族学者巴赫认为：逮捕关押了80万人，50万人致残，5万人被迫害致死。而当年中国蒙古族人口不过200万，按民族人口比例，其致死、致残、被迫害人数之高，的确骇人听闻，可以说，这近乎于是对一个民族的毁灭。

所谓“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最早是在1925年的张家口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支持下成立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受其操控，为其发展党员等。30年代中期解散。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部分老党员又重组“新内人党”，但在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解散。不过，在文革期间，又被翻出。

1966年文革爆发后，也波及到了内蒙古，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6月在北京开会时，被指责“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而遭到批判。华北局书记解学恭等人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甚至称其为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8月，中共撤销了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并将他软禁在北京，不得返回内蒙古。乌兰夫是在文革期间最早被罢黜的地方高官之一。内蒙古的党政领导人也多受其牵连。

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指内蒙古领导人王铎、王逸伦等为保守派的后台予以批判。5月，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6月18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7月，中共华北局做出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的报告》，列举了其五大罪状，其中一条罪名是“长期以来包庇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哈丰阿”。哈丰阿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曾参加过“内人党”。

11月1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滕海清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1967年5月的华北局会议以后，内蒙古军区降为省军区，滕海清任代司令。而随着乌兰夫的被逐出内蒙古的政治舞台，随着革委会的成立，一场所谓“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称“挖肃”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主要目的就是挖出乌兰夫的死党和余党，扩大打击面。

随之成立的“专案组”从哈丰阿入手，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历史翻出，并将同样加入过“内人党”的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抓捕、批判。在其后批判特古斯的各种文章、大字报、发言稿中，一个含义模糊、内容广泛的一个新政党被炮制出来，它既指1946年哈丰阿组建的第二代“内人党”，又指1960年后“复活”的反中共的内人党。

如当时宣传“多年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内人党’的活动甚为猖狂，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发展了新党员。”同时还“制造”出诸多“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如“统一党”、“民族独立党”、“柳条子党”、“井眼党”、“沙窝子党”、“黑虎厅”、“白虎厅”等。也因此，在人们想像中产生的“新内人党”成为了一个血腥绞肉机。

1968年2月，滕海清受到了江青、康生的接见。康生表示“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秉承着江青、康生的旨意，滕海清决心将内蒙古的“挖肃”运动继续深入下去。

4月13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命令向“新内人党”总攻。4月14日-26日，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在酷刑之下，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领导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些人随即被逮捕，并在受到酷刑逼供后又指认新的内人党成员。

4月23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决战决胜》社论。哈丰阿、特木尔巴根（注：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众多领导干部被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后来均被迫害致死。

4月26日，《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康生向滕海清指示：“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么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7月5日，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7月20日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意见认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下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该处理意见随后以“内革发351号文件”的形式传达全区，对内人党的迫害自上而下迅速开展起来。

也是在7月20日，在滕海清下达的文件《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分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中，全面否定了中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一贯政策，决定在牧区划分阶级、斗牧主，分牲畜。在牧区划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贫牧等两个阶级，六个阶层。牧主、富牧是牧区的剥削阶级。不仅如此，中共还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喇嘛中划分阶级，以喇嘛的学位来划分。凡是划分为牧主、富牧、封建上层、宗教上层份子的人，剥夺其公民权，没收他们的全部金银珠宝，大量现款，所有牧畜，冻结其所有的银行存款，直接归国库所有。

也因此，内蒙古境内的约1500座寺院被打、砸、抢。佛教文物被毁坏逸尽，珍贵的“大藏经”等经典被付之一炬。除亩产归公外，甚至连喇嘛的个人生活资料也被没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烂之后，佛头上巨大的钻石、红宝石等不翼而飞，即被那些目不识丁的军人所偷。

此外，滕海清除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外，还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比如，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也挖出十二个内人党党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

之后在为时一年半的时间内，内蒙古“挖肃”内人党的迫害活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地方各盟、旗、县乡村，甚至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肃和东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区。

蒙古族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上百万人受到株连，七十至八十万人遭到逮捕和关押，学校、工厂、办公室、寺庙等等都成为私牢，许多蒙古族精英被消灭。

严家其、高皋所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指出：“内人党”冤案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发生的最大冤案之一。”而在整个文革所有的冤假错案中，“内人党”受迫害者所遭受的肉体酷刑以及精神上的凌辱都堪称登峰造极、令人发指。迫害的方式包括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穿指甲、掏肝脏、压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头、割鼻子、割耳朵，等等，还有在哲里木盟曾有妇女被逼与公牛交配；有两眼被挖出的，叫做取走两只灯泡。锡林郭勒盟则有被活埋的，其惨状经历者不堪回首。

如汉蒙杂居的巴林左旗八壹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内人党”，仅120多户人家，就有14口被整死，还有16人被拷打而终身残废。武川县自十月起挖“新内人党”分子，至次年五月，全县有80人死于非命，伤残者甚众。

1968年11月以后至1969年的5月，“内人党”迫害事件达到了顶峰。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着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前往北京。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开篇提及的内蒙古的“八百铁汉”上访。他们一致要求惩处滕海清。

由于越来越多受迫害的内蒙古人进北京告状，而藉由文革达到了打倒刘少奇等人目的的毛泽东也决定给文革降温，因此在1969年九大后，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发出了24号文件（简称“五二二指示”），毛在文件中批示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文件要求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关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释放。

毛的意思是中共挖“内人党”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内人党”是存在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也是真的，清理阶级队伍也还是对的。也是，老毛和中共从来都是正确的！

为此中共中央高层试图以抛弃滕海清来平息内蒙古局势，滕海清很快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蒙古人的愤怒之情，随着种种惨案的公布于众，而日益高涨。到处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属举行的街头控诉会和刑具展览会，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高呼“向滕海清讨还血债！”“挖内人党是政治骗局！”还有许多死亡家属自发组织起来，起名曰：“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等等，都来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令人心碎。

1969年6月至7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着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不知此时为中共效力的滕海清作何感想？

颇为讽刺的是，内蒙各级领导也加入了上访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暮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内蒙古地区出现了“批滕派”和“保滕派”两大阵营。更令北京高层担忧的是，地方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担心内蒙古生变以及外蒙古借机介入，中共高层只得中止“批判滕海清”。

1969年7月，中共中央将北京、兰州、沈阳三大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召开了一个分割内蒙古的紧急会议。决定：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最后，原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分之二领土被瓜分。此举目的是结束内蒙古的动荡，防止出现不测事件。

不过，此举效果不佳。内蒙古的权力真空和动荡依然存在。中共遂将滕海清等人召到北京，并宣布在内蒙古实现军管。毛将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降级为省军区，归北京军区管辖，又调六十九军、四十二军进驻内蒙古与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联合实施全面军管，名为抵御外敌，实为防止蒙古人暴动。

对内蒙古宣布实行军管，标志着制造了“内人党”惨案的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1971年5月，内蒙古的全面军管宣布结束。

在军管期间的1970年1月，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所决定：现有党、政、军干部十九级（即科长）以上者，全部进入中共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洗脑子”。该班的班长是康生，政委是江青，顾问为周恩来。洗脑班长达两年多，创下了“学习班”之最。而滕海清1975年被调任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1978年曾报请华国锋，要求平反“内人党”案。1979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滕海清在内蒙所犯下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之后，于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在挖‘内人党’中，内蒙遭受的酷劫是骇人听闻的，林彪、康生、四人帮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这一惨案的罪人！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应予以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不然，确实难以平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民愤。

但事实上，中共最后却只处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而滕海清因中共中央认定“内人党”是林彪和四人帮直接干预，康生与陈伯达授意、指使而造成的，滕海清只是政策的执行人，同时念及此前的功勋、贡献，决定从宽处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自然与中共无法清算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的原因是一致的。

1988年，滕海清还获得了中共颁发的一级勋章，他1997年以88岁高龄去世，只是不知去世前他是否曾为被自己害死的蒙古人而忏悔过？难道他就不怕死后受到惩罚吗？

毫无疑问，“内人党案”是蒙古人心中永远的痛，而他们期待着的是彻底清算行凶者和其背后的中共的日子早一天来到。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7/2/n1402669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