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鸦片，是从罂粟的蒴果上割取的汁液加工制成，又名阿片、阿芙蓉、洋药、土药、烟土、大烟等。晚清时期，英国人靠着贩卖鸦片赚取大量暴利，残害国人健康，至今思之，总令人痛心疾首。 然而，根据一位中共老干部的亲口证实，我们发现当年抗战时期，共产党也秘密干着同样的勾当……

笔者最近接触到一位中共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谈起改革开放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氾滥，正是当年共产党盘踞陕北时种下的祸根。

陈云手令山西八路军贩毒

这位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陕北红军便成了“后娘养的”。用他的话说，陕北人就是不如湖南佬和江西佬吃得开。

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这位老干部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王震领导三五九旅生产大烟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笔者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分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分卖到民间，部分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

张思德死于烧大烟的窑洞

在中国大陆，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毛泽东的那篇《为人民服务》，其中描述的那位“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

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

贩卖大烟养活共产党

这位老干部给笔者看了一篇几年前在大陆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章，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共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如何靠经营“土特产”救活了首己。

文中记述，从一九四○年冬开始，国民党政府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毛泽东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禁运，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毛泽东情急之下，将南汉宸（中共建政后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南氏“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民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土特产经营”。

<“革命”便要不择手段>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所谓“经营土特产”就是贩卖大烟的勾当，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让读者了解所谓“经营土特产”绝对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文中描写道：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一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毛泽东又召见南汉宸，嘱咐南氏：“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文章接着写道：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共产党历史无比丑恶

南汉宸因为亲自组织卖大烟“功”不可没，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一次毛夫人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拍着她的肩膀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江青说着竖起了大拇指。

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仍然念念不忘南汉宸的“救党之功”，封了他一个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职。

前述那位老干部还告诉笔者，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共产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原来，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可见说共产党当年是靠贩卖大烟养活自己并发展壮大，一点也不夸张。

红军南泥湾种卖鸦片记实

种鸦片的事谢觉哉的日记里有。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有彻底的揭露。专门的研究文章可看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其实鸦片交易更早前就开始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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