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坐飞机，是在1967年7月21日。

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在时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的陪同下，乘专机匆匆离开武汉，飞抵上海。

5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迫使毛在武汉呆不下去不得不远走高飞？

毛深夜紧急转移

1967年7月21日凌晨两点左右，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的毛泽东，避开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激动、有可能失控的军人、工人、学生等，从后门逃出东湖宾馆，紧急转移到武汉王家墩机场。

毛原计划亲自坐阵武汉，就地解决武汉文革中的问题。毛还计划再到长江游一次泳。为此，毛于1967年7月14日秘密抵达武汉。

但是，就在毛以绝对的自信在武汉实施他的计划时，他却遭遇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难堪、最危急的时刻，以致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把毛营救出来。

毛为什么飞离武汉？

因为1967年7月20日武汉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当天深夜，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许多官兵，带着武器，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毛住的东湖宾馆。

“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罗得胜、夏菊花等，指挥这些人包围了东湖宾馆的“百花二号”楼，并冲进楼内，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眼皮底下，把毛泽东的大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抓走了。

王力被塞进一辆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那里，他受到严厉的质问，猛烈的批斗，暴怒的殴打。

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距离王力住的“百花二号”不远。当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狮”大闹东湖宾馆时，毛的安全自然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消息传到北京后，刚从武汉回到北京仅两天的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心急如焚。在京的中央领导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8341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

坐镇北京的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和毛的夫人江青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毛的秘书戚本禹起草一封给毛的密信，劝毛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派军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周恩来赶到武汉后，力劝毛赶紧离开武汉。

毛却不想离开东湖宾馆，因为他正与一个性感的陈姓美女厮混。

但是，架不住周恩来等一众高官的反复劝说，也考虑到自身的安危，最后，毛听从了周的劝说，带着陈姓美女，在苍茫夜色中，匆匆离开东湖宾馆。

王力为什么被抓走？

毛泽东决定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文革中的问题后，周恩来于1967年7月14日凌晨抵达武汉。

周恩来到武汉后，把正在重庆的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召到武汉，协助解决武汉的问题。

谢富治、王力等到武汉后，参加了毛、周召开的有关会议。之后，分别与武汉的三个主要群众组织代表座谈。第一个是“新华工”，全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这是华中工学院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第二个是“百万雄狮”，全称“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这是得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第三个是“钢二司”，全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总部设在武汉测绘学院。

座谈中，王力都讲过话。王力的讲话，从总体上说，是拉一派，打一派。被打的一派，就是“百万雄狮”。

这是“百万雄狮”和支持“百万雄狮”的湖北省独立师的部分官员夜闯东湖宾馆、抓走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力被抓走还有别的原因吗？

答案是：有，他被当成了周恩来的替罪羊。

1967年7月15日至18日，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有关领导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情况汇报。18日下午，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总结讲话，要点有四：

第一，武汉军区在过去几个月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指武汉军区镇压造反派，阻止造反派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权），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应当做自我批评；陈、钟下令解散“工总”是错误的；要为“工总”平反，释放所有在押的造反派领袖。

第二，“二司”、“三新”、“九·一三兵团”和“工总”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应当成为将来大联合的核心。

第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第四，武汉军区应当鼓励其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

周恩来的这些意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等，心里很不服气，他们支持的“百万雄狮”也很不服气，只有周认可的“造反派”高兴。

6月17日，周恩来与陈再道、钟汉华单独谈话，要他们承认错误，写检讨。陈再道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军队给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

听了周恩来的总结讲话后，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经请示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同意后，当晚将周的讲话传达到该师的团级干部，次日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

牛、蔡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并讲了王力的很多不是，暗示手下人把矛头对准王力。

这样，王力成了代周恩来受过的出气筒。

王力被抓走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答案同样是：有，王力不仅是替周恩来受过，也是替毛泽东受过。

周恩来7月18日的讲话，事先是得到毛泽东认可的。

据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讲，7月17日深夜，“（杨成武）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了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

杨成武拿给毛泽东的讲话稿，应是16、17日周恩来斟酌、亲自用毛笔草拟的。其背景与价值判断，来自“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王力的回忆录也谈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

王力在一份材料中写道：“（1980年代）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中纪委领导）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的讲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

毛泽东为什么支持造反派？

1966年5月16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标，在中央，要打倒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地方，要打倒追随刘、邓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1月，在毛的强力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的亲自指挥下，上海发生夺取上海市委、市政府权的“一月风暴”。之后，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毛泽东依靠谁去夺权呢？就是造反派。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三位一体，成为夺权风暴最强有力的推动者。

造反派夺权，在一些地方，遇到很大阻力。最大的一个阻力来自军队将领。

1967年1月，当造反派起来夺湖北省委、省政府权的时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对造反派进行了镇压。3月17日，武汉军区逮捕了“工总”的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300多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通告，认定“工总”是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立即予以解散。

陈再道、钟汉华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与毛泽东的截然相反。当时，毛的总基调是支持造反派造反。

毛到武汉解决文革中的问题，明确提出，从部队着手，支持造反派，打压武汉军区领导。

武汉军区领导陈再道等遭批斗

1967年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将武汉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从23日起，各地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举行三军联合行动，声讨7.20事件，各地造反派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保守派则如丧考妣。24日，陈再道、钟汉华等12人被电召到北京，接受批斗。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同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撤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百万雄师”的头目被抓捕，该组织迅速解体。

此后，中共党媒多次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结语

56年前的武汉7.20事件，是十年文革中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为武汉7.20事件平了反。但是，此时的中共中央把陈再道等人反对的对象，从毛、周，转移到了“林彪、四人帮”头上。

当年，毛、周等将武汉7.20事件定性“反革命事件”，是谎言；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武汉7.20事件嫁祸到“林彪、四人帮”头上，同样是谎言。

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它是由毛的错误决策引起的，即毛认定，武汉军区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

武汉7.20事件，实际上，是文革中由军队将领支持的第一次群众性大规模反对文革的事件。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23/n141425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