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身为“四人帮”集团成员的徐景贤，文革后被逮捕关押于上海市监狱。出狱后，徐写了一部名为《十年一梦》的文革回忆录，其中披露了“四人帮”成员之一的王洪文造反发迹后的贪婪面目。

徐景贤在书中说，“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王洪文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注：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

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一九七五年，王洪文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间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轿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

徐景贤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热衷于外出打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商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

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7/20/n140384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