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是个很秀气的名字。但我们本期要说的王芳，却是个山东大汉。他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和毛颇有些交集。但到十年“文革”，王芳却倒了大霉：他从1966年就挨整，1967年被抓，直到1974年10月才获释。

“文革”动乱10年，这名“大警卫员”被整了足足8年，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根据《王芳回忆录》等资料，说说这段人物历史。

38次负责毛泽东安保

毛泽东当权后，离开北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浙江省会杭州。从1953年起，毛去杭州40多次，总共住了800多天。

王芳呢，从1952年11月至1965年8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在这期间，毛每次、也就是38次到杭州，他都直接负责安全保卫。这样，他经常有机会陪在毛身边，有时还跟毛一起吃饭、喝酒、爬山、游泳、聊天。

为确保毛泽东的安保万无一失，王芳不敢有丝毫懈怠和疏忽。王芳妻子刘馨说：“用一丝不苟、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正因如此，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警卫工作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温州最大“走资派”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曾任公安部长10年的罗瑞卿、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彭真等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不久，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接着，全国政法系统一大批官员被打倒。

当时，王芳已任浙江省副省长，兼任中共温州地委代书记。“文革”狂风刮到温州后，王芳被当成温州“最大的走资派”，遭到大会批、小会斗。

1966年11月18日，王芳被造反派围困在温州市公安局，持续几天。他的秘书向浙江省委和中央办公厅报告后，引起关注。

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毛泽东签发的文件，要求浙江省委派人到温州，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

第二天，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策赶到温州，在公安局门口向造反派头头宣读了中央文件。但造反派头头怀疑文件的真实性，还扣押了沈策，派人到北京核实文件的真假。

11月29日，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一份文件，称中央文件是真的，必须坚决执行。之后，造反派才陆续散去。

但是王芳或许想不到，这仅仅是他厄运的“序曲”。

1967年1月，“文革”进入全国夺权阶段。1月16日，温州造反派组织数万人集会游行，高呼“夺权”口号，进驻地、市委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地、市委机关瘫痪了。

从3月起，王芳被造反派“安排”在温州一中居住，由红卫兵看管，失去人身自由。

1967年5月1日，他被造反派押送到杭州，先后关押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工人疗养院、浙江省法院、华侨饭店、省公安厅院内、米市巷看守所、劳改局，接受批斗。

8月15日，王芳又被押回温州一个星期，在市人民广场接受大会批斗，站在台上的凳子上，下面有当兵的上了刺刀看押。他的“罪名”，也升级成了“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之后，他又被押解到杭州，继续关押、批斗。

突然被转移 事件升级？

1968年2月28日，王芳被关押在浙江省公安厅一个秘密据点。突然，公安厅军管组来人通知，要他收拾一下东西，立即转移。王芳以为要搬到杭州的另一个地方，没想到，他被押上车后，汽车直奔笕桥机场。在那里，他被押上一架空军专机。

上飞机后，王芳感觉气氛异常。座位的前后左右都用白布隔开了，除了看见几名神情严肃的军人外，其他乘坐人员互相不能见面，不能说话，他不知道白色围布里到底还有哪些人。

这种被刻意制造的压抑、未知的气氛，令人感到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1968年2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突然提出，上海市公、检、法有人搞了她的“黑材料”。她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要把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等20多人押到北京，投入监狱。王芳也被牵连。

直到6年后，王芳从狱中出来才知道，当时那架专机共押了17人，都是上海市公安局、浙江省公安厅的官员，包括黄赤波。

一到北京，他们全部被关押，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审讯。

搜集江青“黑材料”？

王芳在回忆录中说，在北京审讯时，中央专案组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搜集了多少江青的“黑材料”？

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思想很左，调门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谁反对江青，就坚决打倒谁。他们厉声道：“王芳，你搜集江青的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必须老实交代。”

王芳没有和他们争辩，因为他知道，那只会招来一顿毒打；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专案组很不满意，威胁他要是不“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只有“死路一条”。

被关押期间，王芳按照“副部级待遇”，一天能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他说：“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饿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

关押一段时间后，王芳身体变得很差。他全身浮肿，长期失眠，放风时连在走廊里散步的力气也没有，几乎整天躺在床上。

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后，一些被长期关押的老干部，待遇有所改善。

1972年8月，王芳妻子刘馨第一次获准到北京探望。看到丈夫身体很差，她非常担心。1974年3月的一天，王芳从北京军区总医院“监护治疗”出院不久，刘馨带着两个孩子，又来探望。当她找到公安部招待所时，已是晚上10点。

那一天北京很冷，屋外气温降到零下10度。刘馨在住宿登记处出示了工作证和介绍信，登记的人看了介绍信后，立刻沉下脸来说：“不行，没地方住。”刘馨起初真以为客房紧张，准备在住宿登记处的窗口前坐一夜，天亮了直接找公安部领导，要求见王芳。

她刚坐下来，登记的人从里边走出来，说“王芳是中央决定关押审查的重要对象，有重大政治问题，他是罪犯。公安部招待所有规定，不能招待罪犯家属”，还说“连屋内也不能进……不服气，你去跟公安部领导讲，同我讲没有用。”然后，蛮横地将母子三人赶出门外。

解除审查

从北京回杭州后，刘馨四处托关系，为王芳获释求情。1974年9月28日，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托人交给当过毛卫士长的李银桥。李银桥设法将信交到毛手上。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王芳没什么问题，否则，不可能他40多次去杭州，38次由王芳负责警卫。1974年10月28日，毛泽东批示称，王芳“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第二天，王芳获释回家。

毛泽东说王芳没问题，江青为什么却以“搜集黑材料”为由，关他这么些年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江青心里有鬼。

“18号专案”

1954年、1959年，江青分别在杭州、上海收到三封匿名信。内容都是知情人揭露她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问题。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不安，借口有人攻击她，就是攻击毛主席，要求查办写匿名信的人。这个案件被称为“18号专案”。

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责成公安部刑侦部门会同浙江省公安厅、上海市公安局查办，王芳作为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参与了。结案后，相关材料保存在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柜里。

“文革”爆发后，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办公室的保险柜中翻出匿名信案的部分材料，立即报告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张春桥立即报告江青；江青立即派人到上海把这些材料全部运到北京。

1967年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亲自动手，将这批材料全部销毁。

销毁之后，江青还不放心，担心当年参与查办的公安官员把她的丑事抖出去，影响她中共第一夫人的地位和政治前途。于是，江青借口有人搜集她的“黑材料”，迫使中央文革碰头会作出决定，将当年参与案件的公安官员全部抓起来、关起来。

王芳忠心为毛泽东、江青服务，换来的却是挨整8年多、被关押6年多。这样的前车之鉴，对今天还替中共卖命的人来说，应当引以为戒。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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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7/27/n14043140.htm )